将“技术”带回中国：那些最早走进MIT的留学生

　　1872年，中国政府在曾国藩、李鸿章的支持下先后分四批派出一百二十名学生赴美国留学接受高等教育，他们出国时的平均年龄只有十二岁，史称留美幼童，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官派留学生。其目的在于学习西方技术，推动中国的现代化。

　　费用支出来自多个层面，包括中央政府教育委员会、陆军、海军、海关以及省级政府。尽管幼童留美计划在1881年中途夭折，但后来于1908年建立的所谓“庚子赔款奖学金”，也帮助大量的中国学生离开故土，走进美国的大学。

　　在政府资助下前往美国的留学生目标非常明确。19世纪下半叶，国内兴起了洋务运动。中国的改革者们渴望了解西方的科学、军事和技术，从而拯救中国，抵御帝国主义的侵略。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更激起了中国学生的爱国热情。1914年，工程师已经成为官派留学生中最热门的领域。在人们心中，工程学不仅是一种实用技能，还是报效祖国的途径。

 

　　留美幼童在中国的圣诞聚会，1890年

　　除了官派留学生外，也有通过教会、外交、慈善以及家庭自费等方式前往美国的学生。1910年后，这些自助赴美留学者占到了很大比例。许多显赫的家庭选择把孩子送到MIT，他们多是商人、银行家和买办的儿子。这一社会阶层，很多人都信奉基督教，也是西学的早期追求者。

　　报效祖国

　　为了解决中国所面临的急迫问题，MIT中的早期中国留学生强烈地专注在工程学和应用科学上。早在1914年，MIT可以说是培养了最多中国工程学子的美国高校，当年毕业人数33人，而紧随其后的密歇根大学则培养出23人。

　　由于奖学金和移民政策的制约，绝大多数学生都回到中国，将所学奉献给祖国。其中，留美幼童的学子对于中国海军的现代化起到了很大作用，对现代采矿、铁路和电报领域也有着重要影响。我们熟知的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就来自第一批留美幼童，他出国时年仅12岁。

　　很多学子也以从军的方式报效国家。有四位曾在MIT学习的“留美幼童”，在19世纪末的几次重要海战中失去了生命。

　　打消质疑，改变局面

　　早期的优秀留学生对于树立中国形象也有着重要意义。当时西方主流观念认为，中国人无法成为一流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毕业于达特茅斯学院，曾担任李鸿章英文家教的丁家立曾有这样的言论：

　　“现代科学需要精准的表述，如此突如其来的引入，对于中国语言带来了极大压力。直到近期，中国人都没有跟上自然科学卓越发展的脚步。”

　　这些看法来自于到中国人的“思维习惯”、汉语的语言结构，以及本土科学传统的缺乏。外国人难免会忽视中国学者的能力。

　　德国地质学家费迪南·冯·李希霍芬也曾认为，没有西方的协助，中国不具备开采矿产的能力。同样，也有人质疑铁路的建造问题。中国第一代海外留学生则以他们在技术领域的杰出表现重塑了国人的形象。比如中国第一代铁路工程师邝景扬、詹天佑等。

 

　　邝景扬，又名邝孙谋，1880年进入MIT，1882年中途回国

　　此外，归国留学生还在国内创办实业。1919年，多位MIT毕业生在上海以美国工程公司Stone & Webster为榜样，创办了中美合资的工程企业允元实业 (Lam Glines & Co)。据MIT 1919级学生胡光鑣回顾，中国的土木工程当时都由西方企业和工程师把控，林允方等人归国后就决心开创新的事业，改变这一局面。

　　技术的先驱者

　　早期的中国留学生不仅是中国现代科学与技术的先驱，同时也是世界科学的探索者。比如，MIT在1914年设立了全美第一门航空工程学课程，参与进来的就有不少中国留学生。1915年，周厚坤第一个完成了课业，拿到了美国第一个航空工程硕士学位。中国学生与航空工程如此密切，以至于1917年刊物《Technique》打趣地这样描写飞行员Jerome Hunsaker：

　　“他为什么要教中国人航空学？”

　　“哦，因为只有他们才会傻到以为他什么都懂，也只有他们才有勇气选择这门课程。”

　　显然，这些中国留学生对于中国航空事业的发展起到了很大影响。这在后来的中日战争中也有着重要作用。

 

　　《Technique》，1917

　　国家重建

　　1920年代，随着新的南京国民政府 (1927-1937) 的成立，“国家重建”也成为当时的核心任务。在这种背景下，工程师们就肩负起了重要责任。MIT毕业生黃玉瑜等人参加了新南京城的建设，而其他领域的工程师们则筹划着中国的“第二次工业革命”。

 

　　黃玉瑜新南京城设计图，1929

　　二十年代，中国留学生走进MIT也已有50年，而电气工程 (Electrical Engineering) 也逐渐成为最流行的课程。其中的部分原因，可能源于孙中山先生对于中国电气化的远景和强烈要求，从而影响到留学生的表现。电气化时代的目标自然使这些留学生成为国家建设的骨干。这一时期，机械工程、化学工程和土木工程都同等重要。

　　同时，教育改革也成为一项核心任务。为了让祖国同胞也能感受到MIT教育的雨露，留学生们进行了各种各样的翻译工作。比如，他们编写了MIT课程的中文总结，准备了丰富的工程学参考文献，送回国内。1929年，MIT校友顾毓琇教授还带领一组中国学生开始了MIT电气工程教科书的翻译工作。

　　后记

　　在留学生将所学奉献给祖国的同时，MIT的声誉也在中国得到了良好的传播。越来越多工商界的领导者都开始筹划将孩子送往MIT，无论通过政府奖学金还是自费。“科技的精神”逐渐在中国发扬光大。1915年，中国首个科技俱乐部在上海成立，定期举行宴会，并很快在其他主要城市生根发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