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来美国杜克大学访学时,我就和美国导师卡洛斯说:“我的研究方向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卡洛斯是研究中国文学的博士、教授,中文说得相当好。他听说我的研究方向后,就告诉我:“我们学校的中国少数民族学生不少,有维吾尔族、藏族等等。”这引起了我浓厚的兴趣。
我在国内时,时常查阅民族高等教育方面的资料。到了美国,如果也能做这样的田野调查,应该是一件极有意义的事。但对于调查对象的选择,我并没有刻意去约谈,而是“不期而遇”。由于我在东亚系,又选修了藏语课等课程,我想,肯定会遇到中国少数民族学生的。
果不其然,开课第一周的第一节藏语课,我就“撞上”了一位。杜克大学的藏语课是和弗吉尼亚大学共享的课程。弗吉尼亚大学有着在美国名列前茅的藏学研究中心,有很多藏族教授从事教学研究工作。我们的藏语课程,采用的是视频会议的方式,老师坐在弗吉尼亚的课堂上在线和我们互动、进行听说训练。开课的时候,我们坐在杜克大学图书馆的教室内,旁边有一位助教,一般是藏族学生。
开学第一周,一位藏族小哥走进教室,用英文和我打招呼,热心地问我为什么学藏语。我并不知道他来自哪里,便也用英文回答了。在聊了一会儿课程设置后,我忍不住用中文问他:“你是安多的吗?”他十分惊奇地用中文回答:“你怎么知道我来自安多藏区?”看来我蒙对了。
这位同学叫桑吉,来自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当我告诉他我有很多安多藏族朋友时,我们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我们还一起讨论了几位比较流行的藏族歌手。
课程开始后,桑吉辅助老师进行视频教学。他拿出3条哈达,分别献给藏语班上的3位同学。于是,我们戴着哈达开始了第一课。3位同学中,除了我以外,另外一位是年近花甲的美国白人大叔,他热爱佛教,想学习藏语并且研读经文;还有一位是黑人女大学生,她参加了非政府组织,每年暑期去香格里拉藏区做义工,所以希望能用藏语口语和当地人交流。
桑吉课下时常和我用中文交流,大家都称赞他是“三语人才”。桑吉告诉我,杜克大学有4位中国藏族学生,都在不同时期担任过藏语课程的助理。他刚接替毕业的一位藏族学生,开始本学期的助教任务。
第二周,我选了一门中国历史课。这门课主要讲中国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我进教室后,发现听课的基本都是对中国古代史感兴趣或者自学中文的美国学生,只有一位较为活泼的亚裔女生,于是我加入了他们的交谈。
这门课程的老师是一位擅长中文的女性教授,她看到我是中国人,就迅速用中文和我聊天。大家纷纷问她为何中文这么好?她说:“我在台湾帮人看过小孩儿,所以我和主人学习了中文。”她顺便加了一句:“我去的那家人是满族。”那位很活泼的亚裔女生转过身来,很激动地说:“我也是满族!”
后来,我和这位出生在沈阳的满族女生成为了好朋友。她幼儿时期就来了美国,但在家里用中文和家人交流。她家是中医世家,所以她的古文功底也不错。
满族女生告诉我,她有一个好朋友是维吾尔族。维吾尔族女生的父母来自新疆,她出生在美国,因此,她的维吾尔语仅限于家庭的交流。有一次,有一位来自中国的维吾尔族电影导演来杜克大学参观交流,需要一名翻译。这个女生是当时杜克大学唯一的维吾尔族学生,她推荐自己的父亲来当翻译,交流活动取得了圆满成功。后来,大家才知道她的父亲是美国州政府的一名官员。
在杜克大学就读的中国少数民族学生中,除了本科生外,也有不少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开学后第二周,我遇到了一位苗族女生,她家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她本科就读于国内,读硕士时来到杜克大学。我们聊得十分投机,她在杜克大学的研究方向是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研究。她发现,美国对中国少数民族的研究很多,自己在异域反观家乡,会有丰富的研究视角和研究选题。
如今,在海外求学的中国少数民族学生越来越多。我在查阅资料时,看到《北美留学生日报》曾做过美国维吾尔族女大学生的专访。在波士顿地区,来自中国的维吾尔族学生有上百人。仅我认识的美国博士候选人中,就有彝、朝鲜、满、蒙古等民族的朋友。前不久,研究彝族的康奈尔大学的朴博士路过杜克时,我们进行了短暂相聚。朴博士是来自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朝鲜族女生,本科毕业后就在美国攻读人类学的硕士和博士,田野点也选在四川和云南的少数民族地区。
在美国的大学里,不同种族、不同肤色的学生都有,文化多样性是显而易见的。中国少数民族大学生在这种文化多元的氛围中感受不同国家、不同民族文化的魅力,在不经意间也强化了自己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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