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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买房吗?离北京才75公里,雄安周边最后的机会了!您来一张看看。”“帅哥,足底优惠卡,三折起,给您一张。”“老板,您拿着这个券儿,二楼点套餐送可乐。”
街上摩肩接踵的人群中,总会飘来些意料之中或意想之外的小广告。
我嘴里说着“不要不要”,穿过人群,回到家里,在自媒体上发送我编辑好的文章,然后投入微信的朋友圈,几乎每天如此。其实我也是贴/送“小广告”的,只不过地点从线下转到了线上。
当然,贴/送的内容比那些线下的逼格高些,主要是文化视角的文章,分析中英教育的差别。尽管如此,我也有些心虚。
当年俞敏洪为初建的新东方做广告时,是拿着一桶浆糊在北京的电线杆子上贴来贴去,总是心怀忐忑地防备着环卫、市政、工商上门罚款。
我做自媒体差不多从2012年开始,起初只是“赶时髦”,为自己工作的英国大学做些信息发布和宣传。
要知道,在官媒上发篇稿子动辄就是数千英镑(几万元人民币)的成本,而且这种模式化的有偿新闻谁会去看呢?
即便是自己发布,我也越发觉得“王婆卖瓜”的手法很难有什么积极意义了。
直到留学英国后相当一段时间内,我习惯于用外部认同的品牌包装自己,名牌大学、大牌公司、国际化的工作……
渐渐地,我发现这些社会认同虽然有用,但也是“双刃剑”。以职场为例,“大牌”的外部环境其实更多是一种威压感,面对“神”一样的雇主,只能顶礼膜拜、俯首称臣,没有话语权。
这种相当凑合的工作,只能维系生存,却没有活得更好的空间。
此时,我有了不同以往的思路:提升个人品牌,反过来推动英国大学(雇主)的品牌形象。
留学业内英国校代的“刷脸”营销其实就是个人品牌提升大学美誉度的典型案例,只不过,过去的“刷脸”往往停留在销售层面,以招生数量为导向。
谈到销售,确实是我个人的短板。不会喝酒、不会抽烟、不会卡拉OK、不会来事儿,同时,颜值低、没背景、朋友圈子小。
不喜欢应酬,不屑于公关,年龄大了,又不愿意凑合活着,心里这股怨气上来,我鬼使神差地把写作引入了自己的工作。
“爬格子”是我的爱好,坚持了三十多年了。过去大部分时间写得不算好,只是对变成铅字的东西有种天生的好感,中学时总是琢磨着自己在作文稿纸上歪歪扭扭的字什么时候才能变成铅字发表。
1990年,好说歹说,央求语文老师帮我在《作文通讯》上刊出了自己的作文《增几分民族自尊》,高兴得上蹿下跳,拿过样刊“惴惴焉摩玩之不已”。打开一看,真扫兴,那文章至少一半都不是我自己的文字。
我承认自己是后知后觉,虽然经常“思考”,却也经常想不出个所以然。没有思想的文章,其实只是技术层面的辞藻堆砌,俗称“码字儿”。
后来影影绰绰地有些“思想”了,又碰到了制度约束。
1998年在工作单位与宣传部门混熟后,经常在《国际航空报》上发表文章。一次,主编拍着我的肩膀说,“小赵,上次你发的那篇业务评论,局里领导批示,以后要慎重,注意政策口径,你就多写些游记、散文吧。”
2002年在一个民营出版商的运作下,我的第一本书《欧洲情调之旅》(合著)出版了,寄来6,340元稿费和10本样书后,这个公司就销声匿迹了,解散还是破产,已经不得而知。
我迟迟没有把写作与工作结合,除了“思想”原因外,还有个生计问题。
当作家应该与当官员一样,属于高危职业,官员最多进监狱,作家是会饿死的。
2014年我开始写书。一边反思自己留英学习、生活、工作经历,一边试着读解、总结中英文化差异。
做教育的人总有“好为人师”的嫌疑,容易自我拔高。书的定位也是如此:让国际交流中的人们多些理解、少些误会,多些顺应、少些矫情,多些共鸣、少些纷争。
我一边写书,一边把其中的部分内容在自媒体和朋友圈里“晒”,没想到圈内的同行非常支持,有一篇名为《英国校代的画像》的文章,不仅点击量惊人,还引发了激烈争论,流传下来我编的顺口溜“英国校代有三宝,手册、桌布、易拉宝”。
2016年4月,折腾了两年多,找了将近20个出版社,书稿还只是书稿。不过,此时我已经开始在搜狐公众平台(后来改名叫“搜狐号”)上连载自己的书稿了,而且三个月内,阅读量就超过了300万次。
2016年9月我的书《到英国去》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发行了。此后,我以书里的内容开始做公益讲座、网络和广播电台直播、电视台教育节目录制。
与此同时,我的自媒体文章发布从未停止过,教育现状、文化差异、影视体育评论、观光游记、历史反思等等,我不再受任何题材上的限制,尽管我在平台上的主要标签仍是教育或留学。
几乎每一天,我都要发布文章。经常能看到诸如“天天发呀”、“什么情况”、“又刷存在感呢”、“不明白你哪儿来的时间”等留言、评论,潜台词我懂,按天津话讲“你要疯”!
如果是喜欢做的事,时间其实不是问题。
在学业、职场很少坚持的我,此时在换一种活法儿。这是平生第一次,我把兴趣带入了工作,我用兴趣搭建个人品牌,然后再借此推动我的工作(比如英国大学的品牌)。
但以兴趣的名义去坚持,坚持其实已经变成了自然而然的习惯,就像天天远眺窗外时隐时现的北京西山,天天听着音乐洗澡、刷牙,天天紧张而期待地查看穆里尼奥、C罗、梅西的消息,成为生活的一部分,我姑且称之为“行为艺术”。
当然,外部的担当只是一厢情愿,结果很难预料。
更重要的,还是自我营造愉悦、安心的氛围,磨炼自己的文化修养,不必过多纠缠自己不喜欢的“面子工程”。
文化、教育是亲情、友情的载体,和爱人、孩子、父母、亲友、同事、网络读者一起度过生命中美好的瞬间,不再纠结于成败得失的诚惶诚恐。
针对国际教育——特别是英国留学,我的“行为艺术”又有了新的进展——就是这部由北京出版集团出版发行的《留学的逻辑》。
相比我之前出版的《到英国去》,《留学的逻辑》超越了个人经历,站在留学业界的高度,从技术层面、心理层面、文化层面、精神层面,解答学生和家长最关注的敏感问题(大学排名、择校、国外生存、国际职场、海归心态等)。
但愿这种“把留学解密进行到底”的坚持,也能继续激发我在国际教育的传播中植入中西文化元素。
作者简介:赵刚(Andrew)
英国格拉斯哥大学MBA;国际教育知名专家,现任英国诺森比亚大学中国区首席代表;十几年来一直从事中英教育交流、文化传播工作,著有《留学的逻辑》《到英国去》《欧洲情调之旅》等;资深自媒体人,获评搜狐“2016年度留学类自媒体人”,同时得到腾讯教育、新浪教育、一点资讯教育频道、网易自媒体平台的关注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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