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国留学的优秀孩子，也要学会理所当然的混日子..

上个月，36岁的伦敦国王学院博士生闫思宏在失踪数日后，遗体在一处公寓中发现。警方证实为“非异常死亡”（包括自然死亡和自杀），并称“死因无可疑”。

闫同学过世的具体细节，尚待法医做出进一步鉴定，我并不方便做出评论。但是，看到这位通晓4门语言，热爱环球旅游的年轻姑娘殒命异国他乡、遗下失独父母，我的心里很不好受。

与此条噩耗相仿的是，去年年底，在美国犹他大学攻读博士的唐晓琳不幸身亡。唐晓琳自北大地球与空间科学系毕业后留学美国，课题是难度极高的RNA病毒方向。失联前，她曾透露过压力巨大，欲从金门大桥投河的念头。

作为一名渴望成为学霸而不得的学渣，每每读到青年学子蒙难的新闻，我都难过不已，感同身受。

根据国家教育部的统计，2016年，我国自费出国留学人员达50万。其中，33万留学生流入美国。然而，在孩子们苦读托福、SAT 、GRE、择校选系，家长们花费重金，所耗不菲的同时，大家对于安全教育与心理建设的关注度极为不足。

去年，章莹颖遇难后，我的“战友”席越在腾讯·大家发文《不要把国内深夜撸串的安全感带到美国》，呼吁“要让准备出国的同学知道，美国是一个恶性犯罪率极高的国家。不要寄希望与狭路相逢能够取胜，不让自己暴露在危险之中才是最重要的。”

事实上，除了人身安全外，留学生的心理隐患亦不容忽视。耶鲁大学2013年发布的调查发现，45%的中国留学生称自己有抑郁症状，29%的中国留学生报告了焦虑症状，远高于美国大学生13%的整体比例。此外，拥有大量中国留学生的澳大利亚和英国的高校也发布了类似的报告。

美国一所大学在研究中询问19名中国研究生的压力来源，多人表示自己与导师的沟通举步维艰。有人担心语言障碍会令导师怀疑他们的智力。有人承认自己夜不能寐，反复回想沟通中的失误，比如一次不愉快的谈话，又或者一封措辞不当的邮件。

唐晓琳失联前不久，曾与父亲有过一次4分钟的通话，极少主动要钱的女儿请求汇来1万美元。唐晓琳没有告诉父亲的是，她正处于重度抑郁，读博坚持到第7个年头，路越走越窄，奖学金散尽，人已经是精疲力竭。

多少个夜晚辗转难眠，却不知能打电话给谁。

出国多年，我遇到过太多原本优秀的孩子在环境变化中无所适从，在人事交往中仓皇茫然，年纪渐长却没有时间投入个人生活，经济和精力投入巨大日渐捉襟见肘，既难以向思维不在同一纬度的父母诉苦，手头还有日复一日的功课步步紧逼，以至于日渐压抑，沉默寡言，由此恶心循环，直到抑郁爆发。

而这些学生的家长亲友对此往往毫不知情，仍然沉浸在“我家孩子很优秀，我家孩子很出息，我家孩子读名校”的夸耀中，加之中国50后、60后家长普遍不把心理问题当回事儿，觉得这是作、是矫情、是软弱无能、是无事生非，完全没想到远方的孩子正处于生死一念的痛苦挣扎。

学子们的心理健康是同人身安全同样重要，甚至犹有甚之的议题。

没有强心脏，慎入学术圈

当年，清华才子梁植因为在“奇葩说”上问了一句自己该找什么样的工作而被高晓松狂怼“愧对清华教育”。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在我国，生存压力压倒一切，即便是清华毕业的精英也难以超脱将“找份工作、赚钱养家”作为首要目标。

我想说的是，实用主义没有错，但如果你是一个实用主义的人，可能真的不适合学术导向的路子。

较之于中国院校博士毕业率高达80%，灯塔国的博士要难熬得多。就连行情最好的工程界，10年毕业率也不过64%。一般人顺利的话读个5年，7、8年毕不了业的也不罕见，这漫长的青春都实打实地在图书馆和实验室中度过。

在知乎上，有人打了这么一个比方：读博就是把你锁进一间屋子，在门上挂上一百道锁，告诉你，打开门就可以出来了。你有床铺、有桌子、有食物、饿不死、冻不死，日复一日的研究每一把锁。你大吼、挠墙、痛哭，墙外的人什么都听不到。

近来媒体热捧的电子科技大学材料与能源学院副院长刘明侦，毫无疑问的，这位90后妹子极其出色并且异常刻苦。从另一方面来说，能够半年就做出实验成果也真的是可遇不可求的幸运。要知道到北大化院学神叶钦达在哥大读博5年没能发出来一篇一作。科研这东西，有些时候真的是你命由天不由你。

对于中国学生最关心的找工作问题，根据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的计算 ，2011年，各专业应届博士就业率为40%。其中，工程类学科的情况略好，生命科学类最为悲催，找到工作者仅为21%。与此同时，博士们的入门薪资却没有比学历较低，但拥有工作经验的同僚们更高。

所以，除非你是一个像谢耳朵（美剧《生活大爆炸》主角）一样不计成本，不计得失，以科研为乐的极品Nerd，否则千万要谨慎踏入学术圈。

谢耳朵金句：我才不是神经病，我妈带我检查过了..(好心态)

很多年前，我看到过前携程CEO沈南鹏的一个采访视频。拿过全国数学竞赛一等奖，美国中学生数学竞赛海外赛区冠军的沈南鹏从小将梦想定义在数学领域，认为自己只要努力就能成为顶尖的数学家。直到从上海交大毕业，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数学系后，他才发现自己离真正的学术头脑所去甚远。

“有一次在图书馆，我注意到坐在对面的同学沉浸在解题中一动未动，不吃不喝，从早到晚保持了整整一天。那一刻，我发现自己并不适合数学，我没有这个能力。”沈南鹏说。

后来，沈南鹏转入耶鲁大学MBA，从而开启了创投之路。

然而，不是每位学子都能像沈南鹏一样拥有转型的机智和勇气。尤其是那些一路名校上来，自我预期较高，甚少遭遇挫折的孩子，他们太相信只要努力就可以得到一切，只要再坚持一下就能做出成果，只要再坚持一下就能赢得信服。家长们更是不解，觉得已经投资了这么些年进去，怎可临门一脚言弃，又怎么跟亲友交代，殊不知这种“你一定可以”的心态会将孩子逼上绝路，更别说很多看似成功的案例背后都隐藏着巨大的幸运。

降低自我预期，坦诚接受止损

虽然媒体一直热炒中国的留学富二代，但事实上，大多留学生还是出于普通中产之家，从小到大都将自我价值与学业成绩划上等号，加之一年几万美元开销的经济负担，半途而废的代价几乎不可想象，求学成了一场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之战。许多留学生都跟我谈起过自己的焦虑、失落、强烈的不安。

《澎湃新闻》在采访一名芝加哥大学的中国留学生时，对方表达了一种普遍的情绪，她说：“我一直在想，自己学业成绩是否配得上工薪阶层父母付出的金钱，我以后能找个什么样的工作”，这种压力让她比高考时更加焦虑，却又无以诉说。

我本人遇到过本科清华的小哥，因为患得患失，失眠抑郁，缺课太多惹火系主任；也遇到过一贯安静努力的妹子，小组讨论时忽然大哭不止，惊呆众人；更有读研读了五年，每周来系里报告进度，搞到导师也快崩溃的师兄。对于有家庭计划的女生，育龄是个绕不过去问题。眼看三十几岁的人了，在汪洋大海上漫无目的地漂，种种焦心我十分理解。

鉴于这些亲历，我总是告诫准备出国读书的孩子：

第一，一定要准备充裕的资金。为了省几个钱而频频搬家、寻觅打工是本末倒置，只会令原本就压力山大的你更加心神不定，雪上加霜，每小时8块钱的最低工资之于高昂的学费也是九牛一毛。我自己也做过穷学生，看到章莹颖四处找廉租房，我觉得特别心酸。

第二，脸皮厚些，放过自己。完不成学业不是末日，该转行就转行，该止损就止损，该结婚就结婚，该生娃就生娃，耗了几年没拿到学位又怎么样呢？经历和体验不会白白浪费，总会有地方让它们开花结果。说实话，真正喜欢科研的人屈指可数，生物转统计、化学转通信、各色背景蜂拥进IT，五花八门例子我见过太多。华为员工人至中年还遭辞退呢，你不过是书读不下去而已，人要有坐饮狗血的精神。

第三，善用学校的心理咨询服务。

几乎每所国外大学都有免费的心理咨询处，甚至还有能说中文的心理医生，提供贴近亚洲文化的咨询服务。大家大可求助于专业人士，哪怕去纯发泄一下也好，我自己就对着咨询师捶胸顿足，各种失态过，走出门脸一抹又是个没心没肺的中年少女，不用担心会留下不良纪录。

比以上都重要的是，大家一定要树立正确的三观。留学的目的不仅仅局限于拿到高大上的文凭，找份体面工作，更在于开拓思维、转换视角，做二元教育的受益者，这种回报可能不是立竿见影的，只有在较高的层面才会体现出来。

在高晓松那篇著名的《我就是要教育女儿心安理得地混日子》中，他告诉孩子可以走点“弯路歧路”，干些“没用的事”，在无法获得世俗的成功之时仍然可以随遇而安，无论遭遇怎样的悲催，都能平静淡然，心安理得地混过漫长的岁月而不怨天尤人，自怨自艾。

最后，世俗的成功永远都是具有幸存者偏差的，少数人的事，大多数人的幸福感和安全感来源于价值建设。读书不该是件没有退路的事，学业也不是决定一生的最终落脚点，平衡生活、调整心态，能走多远走多远，坦然面对现实和后果。

有时候，我们要学得无耻一点，糊弄一点，该过坎过坎，该认怂认怂，不要自责要逗比。认清形势，敢于言退也是一种勇气，而这点挫折在我们的一生中，又有什么大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