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的意义：剪断连接原生家庭的脐带

小白兔白也青说：

从2010年到现在，我已经在非大陆地区“漂”了八年：六年在香港；两年在美国。

这八年对我来说意义重大，简直就是自己把自己重“生”了一次。

留学的意义：剪断连接原生家庭的脐带

原文来源：豆瓣

作者：小白兔白也青

比起十七八岁二十刚出头的时候，我更喜欢现在的自己，更加的独立、坚强、豁达，对自己的命运更有掌控感。

或许这样的改变，即使呆在国内，经历过更为漫长的岁月打磨，也终会发生，可我觉得，只有以出国的方式，才会来得迅猛、彻底。

从小我的父亲就规划好了我的未来：上一所好大学，念一个研究生，再接着找一份好工作，然后结婚、生孩子。

那时的我不觉得父亲规划自己的人生有什么不对，做一个听话的好孩子，让他们高兴，于我于他们都有益。

上大学算是我第一次接触大千世界。

我一直以为同龄人的将来跟父亲计划的是差不多的：读完了本科，保送或考研究生，最后去大城市，在大公司或者国企、事业单位上班，可那时，我身边的同学们，都想着要出国、读博、当教授。

他们从大一入学开始就谈论着GPA、GRE、TOEFL、paper这些我没什么概念的东西，一直到了大三，我对这些东西的功效仍然浑浑噩噩。

转机发生在我最好的朋友GRE培训归来。

我们进行了一次对话，他问我自己将来想做什么，我想了想，说，其实我也不知道自己将来想做什么，我只觉得迷茫，找不到人生的意义。

朋友用接近同情的眼神打量了我一阵子，说，我觉得你应该出国，你知道适合出国的有哪两种人吗？一种是很早笃定要出国的，一种是不知道自己将来想干什么的，你是第二种，你适合出国。

我的出国之路既顺利又不顺利。

我需要把TOEFL考过一百才能抓住意外降临在我头上的机会，可是我失败了。

我的父亲——温和、慈祥的父亲，那次变了一个人，他用不堪入耳的肮脏话语羞辱我，说我不仅毁了我的一生，还毁了他们祖宗十八代的面子，并扬言要在接下来的一年半禁足在家里，让我收心，放弃那些不切实际的妄想，好好准备来年的考研。

父亲对我的羞辱伤了我的心，但也促进了自我意识的觉醒。

我第一次认识到家庭关系的虚伪——父母关爱子女号称不求回报，但实际上，他们有所期许，期许我让他们有面子——我听话就是孝顺，我不听话就是混蛋。

那次我体会到空前的危机感，如果我不做出改变——于当时来说，就是出国，离开国内，那么我这一辈子，都要生活在他们的掌控下，我不是我自己，我是他们的扯线木偶，是他们期望的投影。

所以我比我上大学的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地渴望出国。

最后，我幸运地如愿了。

毕业回家的时候，手里已经拿到了海外高校的offer。

我念了研究生，回归了父亲的计划，父亲也就无话可说。

2010年，当我第一次踏足香港这片土地，行走在繁华与破败交织的街头，听着当时听不太懂的粤语，无比地喜悦。

我在心里默默告诉自己：从此以后，我的人生就属于我自己了！

香港的这六年，我经济和生活完全独立。

学校的宿舍位紧张，我一直在校外租房子，计算自己衣食住行的开销，维系家庭卫生和家电状况；我学会了做饭，用劳动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

这些生活技能本该在成年前养成，可我却一直甘于做一个“巨婴”，以父母干涉我的生活为代价，换取他们的代劳和“庇护”。

我与父亲的对话中，不会再出现他每月该给我多少生活费的问题，我的学费也不用他操心——如果我不出国留学，金钱就是我对他最直接的依赖。

国际电话、赴港签证为父母对我的掌控设置了第二道屏障，他们没办法一天打七八个电话来找我，为经济考虑，电话里大家都要控制情绪。

“空降”这样的事情自然也不会发生，任何到访都需要提前告知我，以安排他们的食宿。

人出生时，要被剪掉连接母亲的脐带，才会成为一条独立的生命。

如我家一样的中国式家庭，不论子女多大，父母始终觉得子女还是孩子，规划、操持子女的人生是一种责任，也是表达父爱、母爱的方式。

我父亲生气时的口头禅是“反正你现在也不用我管”，殊不知一个独立个体的生活，本就不该别人来管。

父母通过对成年子女经济或社会资源上的帮助，掌握了干涉子女人生的话语权，如果子女不得已需要依赖父母经济、社会资源上的支持，就会产生一条精神上连接子女的脐带。

子女如能甘之如饴，自是皆大欢喜；如果子女苦不堪言，这样一条脐带，还是早日剪断为佳。

2016年，当我离开香港时，我拥有PhD学位，会说流利的粤语，有一笔可以应付失业一年的存款。

我懂得什么叫做critical thinking和终身学习，更重要的是，我懂得自己的人生，需要自己面对。

2010年如果我不出国留学，我的人生将大不相同：我会按照父亲计划的那样，读书只为挤入北上杭深；我会嫁给另一个人，也许已经生了孩子，还把父母接过来照顾孩子；面对一线城市的高房价和同龄人攀比，即使每个月拿着五位数的薪水，也活得战战兢兢；同时必须应付与家长同住的矛盾，为了生活上的琐事或单位上的人事斗争伤脑筋。

这两年我在美国，接触到更多不同教育程度、国家、种族的人群，视野进一步开阔。

我最开始接受的观点是，努力做一个别人（包括父母）说“好”的人（上名校、薪水高、子女听话），生活就会“好”。

可我现在越来越相信，一个人过得“好”不“好”，只关乎于自己：是否从事自己感兴趣的事业？是不是和自己喜爱的人在一起？有没有达到自己的目标？

我的这些思想上的改变，可能令我与父母、原生家庭渐行渐远，但我深信，这才是积极的、正常的改变——如果没有变化，又谈何进化呢？

回望十七八岁或二十刚出头的自己，只觉得：悟已往之不谏，觉今是而昨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