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女儿留学，我去美国做护工

女儿媛媛是一个上海90后女孩，大学毕业后，她一心想赴美国留学。

1我是一名厂医务室护士，丈夫冯辉是上海嘉定一家工厂的工人。

我们俩有一个女儿媛媛。我们对女儿寄予了无限厚望，为了让她“不输在起跑线上”，家境并不富裕的我们自女儿上小学后，就将她送进各式各样的培训班。

后来，由于工厂的效益下滑，我们双双下岗了。冯辉在一家合资贸易公司找到了一份仓库保管员的工作，兼值夜班，可以拿双份工资。我摆起了地摊。

我们俩有一个共同的信念，无论生活多么艰苦，都不能让女儿受一点委屈。

媛媛上了高二后，突然有一天回家说：“我们同学现在都出国留学，我也想去！”

出国留学一年需要二三十万，这是我们想都不敢想的。但我知道了女儿的心愿，哪里还放得下。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参加护士学校的同学聚会，同学陈欣然刚从美国回来，告诉我一个赚钱的好消息。

陈欣然几年前通过劳务输出到美国去做家庭护理工作，每个月能拿到两万余元的薪水，但工作非常辛苦，一般都是护理行动不便的病人。如果我也像她那样出国打工，女儿出国读书就有希望了。

我告诉冯辉这个好消息，冯辉说：“这不就是我们这儿医院里的护工吗？那太辛苦了。”我说：“为了女儿，这点苦有啥受不了的？”最后商议决定，我出国做护工，圆女儿的留学梦。

两边的家人几乎全部反对，但冯辉和我十分坚定：“为了媛媛，我们吃点苦是应该的。” 媛媛立刻去报名参加了雅思强化班，准备出国考试。冯辉和我再次求助于亲友。冯辉的姐姐冯静和我的姐姐晓娟只得尽力相帮。冯静拿出了十万元，而晓娟则承诺，负责承担媛媛出国的一切手续费用和机票。我们又向一些亲友借了一点，凑上不多的积蓄，勉强攒足了媛媛一年的学费和生活费。

随后，我与上海一家国际劳务输出公司签订了赴美务工五年的合同。简单培训后，我赴美国打工。

2我在加利福尼亚州的一家养老院里当护工，照顾瘫痪或是半身不遂的老人。护士出身的我对这份工作得心应手，很快就在病人当中赢得了极好的口碑。

然而，远离丈夫和女儿，我觉得十分孤独。冯辉也思念大洋彼岸的我。可越洋电话很贵，我们只能通过网络来表达思念之情。

半年后，我在劳务公司的介绍下，到旧金山的一位偏瘫病人史密斯家当家庭护理。史密斯年过五旬，是搞电脑软件开发的，因脑中风导致半身不遂。康复治疗后，他恢复了语言和行动功能，但左腿和左手依然行动不便，需坐轮椅。中风后妻子照料了他半年，两人就协议离婚。他唯一的儿子婚后住在密西西比州，就连过节都很少回来。

我把他照顾得无微不至，史密斯对我十分满意。

经过努力，媛媛考上了美国南加州大学传媒专业。此后，我和冯辉天各一方，一个在美国照料病人，一个在上海勤扒苦做。我们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供女儿受最好的教育，让她有一个美好的前程。

从事电脑软件开发的史密斯家有好几台电脑，因为对我的工作很满意，给了我一台电脑。我和冯辉通过视频哽咽着叮嘱对方保重身体。我们扳着手指头数日子，只盼着女儿尽快完成学业，早日回国，全家团聚。

大一结束，媛媛突然向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想法：“我毕业后想留在美国，争取拿到绿卡。”丈夫一向心疼女儿，但这一次他的态度有了改变，希望女儿学成后回国，一家三口团聚。但媛媛坚持己见，不肯改变想法。

我对丈夫无可奈何地说：“女儿大了，她要干什么就由她去吧。既然她不想回去，就让她留在这里好了。等她毕业了，我就回国。我们俩好好过日子。”

媛媛从南加州大学毕业后，获得了传媒专业的学士学位。她在一家华人开办的环球国际传媒有限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由公司出面，将她的F-1学生身份转为H-1B受雇身份，再经过公司以雇主身份向美国劳工部申请劳工证。待劳工证批准后，再向美国移民局提出申请。待移民局批准后，才可以申请绿卡。

但这个过程十分漫长，如果到期后没有成功转为绿卡，H-1B签证就失效了。如果这时被雇主解雇，她就失去了合法身份，在美国就无法居留了。为此，媛媛时常向我透露出焦虑的情绪。

年底，媛媛到史密斯家来看我，她告诉我，为了尽快拿到绿卡，她决定跟一直追求她的美国男子鲁尼结婚。我惊讶不已：“他离过三次婚，而且比你大了将近20岁呀。这是婚姻大事，儿戏不得的。”媛媛的态度也很坚定：“现在一时到哪里去找有绿卡的好小伙子？为了拿到绿卡，我豁出去了。”我多次劝说女儿，但媛媛主意已定。

一天，跟女儿通过电话后，我劝不住女儿，一时情急，伤心地哭了起来。史密斯坐着轮椅到我房里，问发生了什么事。我犹豫再三，把困惑告诉了史密斯。

两年相处，史密斯对我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很想帮帮我。他突然有了一个念头：“我们俩结婚吧，这样就能解决媛媛的绿卡。我们结婚当然是假的，但你必须先离婚。这是我能想到的最好的办法，总比让媛媛嫁给一个无赖要好。”

这一夜，我彻夜未眠。女儿前途似锦，贸然结婚，万一遭遇什么不测，我和丈夫多年的辛苦岂不是白费了？而如果和史密斯结婚，可以解救女儿，也可以帮助她顺利拿到绿卡，我这一辈子也算对得起女儿了。

可就算是假离婚假结婚，对丈夫也是一种伤害啊。

然而，不容我犹豫，第二天媛媛就打来电话，说要跟鲁尼去好莱坞旅行。

我急得大叫起来：“你千万别跟他走。史密斯正在帮我想办法，他说可以通过杰出人才和国家利益豁免来帮你获得绿卡。”媛媛听信了我的话，暂时打消了和鲁尼结婚的打算。

我向史密斯表示，自己愿意接受他的建议。我打电话给冯辉说要回国探亲，冯辉兴奋不已。这年春节，我回到上海。向冯辉说出了我为女儿绿卡假离婚假结婚的想法。

冯辉一生奋斗的目标就是满足女儿的愿望，可如今，女儿的愿望竟然是建立在妻离子散的前提下，他无论如何不能接受了。

我苦苦劝说他，保证跟那个美国人只是假结婚，一旦办完女儿的绿卡，马上离婚回国与他团聚。冯辉最后只得忍痛答应了我的主意，我们抱头痛哭。

3我们一起去民政局申请离婚，不到一周，就办完了协议离婚手续。假离婚一事，我们没有告诉任何亲友。 春节后，我拿着一纸离婚证明离开上海，飞赴美国。在机场分别时，我们相拥不舍，哽咽难言。

回到美国，我与劳务公司中止了合同，与史密斯注册结婚。并以家庭团聚为由，提交了媛媛的绿卡申请。媛媛只知道史密斯正在帮她进行绿卡申请，至于详细情况，她还蒙在鼓里。

然而，史密斯原本是想帮我一把，可真的与我结婚后，他的心态也发生了转变。这几年来，他在我的照料下康复得很快，他对我也有了一份难言的依恋。

婚后，他竟然向我提出同居的请求。最后，我也只得无可奈何地接受了史密斯，与他同居。史密斯与我有了肌肤之亲后，更害怕失去我。他找借口把送给我使用的那台电脑收了回来，手机也被没收。

我无法与丈夫联系，心急火燎，但却毫无办法。后来我才知道，冯辉不见我上网，也心急如焚，整天挂在网上，给我留言，希望我尽快与他联系。大半年过去，见我杳无讯息，他夜夜失眠。

在长期烦躁焦虑的情绪之下，他的精神都有些恍惚了。

一天，他的姐姐冯静长时间联系不上他，就找到家里来，见他独坐在书桌前，对着电脑发呆，面前摆着发了霉的面包和馒头。

冯静急忙问他发生了什么事。冯辉终于把我们为了女儿假离婚、我与史密斯假结婚的事告诉了姐姐。冯静大惊失色，急忙把我的姐姐晓娟叫来。我姐也大感意外。 最后，冯静让弟弟去美国一趟，把事情弄清楚。

冯辉的英语不行，我姐陪他一起来美国。春节后，他们通过旅行社办好了赴美的旅行签证。冯辉有史密斯家的地址，他们直奔加利福尼亚，赶到旧金山史密斯家。

按响门铃，出来开门的正是我。一见冯辉和姐姐从天而降，我忍不住失声痛哭。我姐把来意告诉了史密斯。史密斯半是歉意半是真诚地说：“假离婚假结婚的建议是我提出来的，当时是想帮帮她，可现在我爱上她了，谁也不能把我们分开。”

我夹在冯辉和史密斯当中，左右为难。媛媛的绿卡还没有到手，这个时候不能跟史密斯翻脸。见我半天没有反应，冯辉大受刺激，一怒之下，他抡起门口的一把铁锹，把客厅里的东西砸了个稀烂。

史密斯的邻居们听到声音，立刻打电话报了警。警察赶来时，我苦苦哀求，史密斯才向警察解释，是自己不小心撞倒了桌子，砸坏了家具。

我私下里对冯辉和姐姐说：“你们先忍忍吧，等媛媛的绿卡一到手，我就跟他离婚。”在警察的干涉下，姐姐和冯辉只得先行离开。后来，史密斯一见到冯辉和姐姐来了，就威胁说要报警。我只好苦苦劝他们先回国。

签证的时间到期了，无奈之下，冯辉和我姐只得返回上海。可返回上海的路途中，我姐就发觉冯辉有点不对劲。他不再说话，眼睛总是直勾勾地看着人，面无表情。

在飞机上坐着，他竟然突然拉住前面座位上的一个女子，大叫“媛媛”。一回到上海，我姐就让冯静带冯辉去医院检查。检查结果出来，一家人大惊失色：冯辉患上了急性精神分裂。

这种病是因为精神受到强烈刺激后突然发病，虽然危害性大，但科学治疗后，预后也会转好，但一定要让病人远离刺激源，再加上药物治疗，家人的关爱和照顾尤其重要。

事到如今，我姐和冯静商量，再也不能向媛媛隐瞒真相了。

3月底，姐姐再次赶到美国，找到媛媛，把事情的前因后果一一告诉了她。媛媛听完这些，整个人都傻了。

她没有想到，我们为了她，竟然牺牲了自己的婚姻，而父亲如果不及时救治，极有可能造成永久性的精神分裂。姐姐对媛媛说：“你从小要什么，爸妈都会想办法弄来给你，他们为了你是不惜牺牲一切的，可如果没有了他们，你就算拿到绿卡，又有什么意义呢？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不是绿卡，而是亲情啊！”

姐姐又来到了史密斯家。听说冯辉竟然气得精神都出了问题，我泪如雨下：“这都是我不好，是我害了他。可我也是为了女儿啊，他怎么就不能理解呢？”姐姐激动地说：“我看你这个女儿就是要你们俩的命，你们也会毫不犹豫地拿给她的！”

激愤的姐姐回到上海后，拿出2万元钱给冯静：“这钱是我的心意，算是为我妹妹赎一点罪过吧。”冯静把冯辉送到上海市第二精神病院治疗。冯辉整天茶饭不思，只是不停地念叨着我和媛媛的名字。

媛媛后来告诉我，大姨走后，她一连几夜无法入睡。

得知我们为她做出的牺牲，她的心彻底地被震撼了。她第一次意识到，这二十多年来，她就像一只血吸虫，不停地从父母身上吸取血汗，最终为了一张绿卡，竟然断送了这个家，把父亲送进了精神病院。

她突然间觉得，自己这样做太自私了。她觉得大姨说得对，绿卡就是一张纸，而父亲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是这个世界上最疼爱她的人，她的前途不能建立在父母付出血泪、牺牲婚姻的基础上。

媛媛如醍醐灌顶。她赶到史密斯家，哭着对我说：“我不要绿卡了，我们俩一起回国照顾爸爸。” 我早就因为担心冯辉五内俱焚，只是为了女儿的绿卡才勉强坚持和史密斯在一起。现在听她这么一说，忍不住失声痛哭。我们母女俩一起哭着求史密斯离婚。

史密斯被我和冯辉的真情感动，也被媛媛的真心悔恨震动了：“我只知道中国人对儿女太溺爱，而现在我看到，中国的女孩也是聪明懂事、善解人意的。”

他终于决定放弃。他把律师叫来，在离婚协议上签了字。他还向媛媛建议：收养她为养女，办完相关法律手续后，就可以继续为她申请绿卡，但媛媛却拒绝了。

办完所有手续后，媛媛和我一起回到上海。我和媛媛一起到了冯静家，媛媛对冯静说：“大姑，我错了，可我会承担一切的。今后，爸爸的康复就交给我和妈妈吧。”

我们一起去看冯辉，他却不认识我和媛媛了。他拉着我们的手一个劲地问：“你们看见媛媛和晓敏（我的小名）了吗？我找不到她们了……”我热泪长流：“冯辉，我是晓敏，我回来了，再也不离开你了。”

在医生的建议下，我们把冯辉带回家进行康复治疗。

我收拾东西时，发现了冯辉珍藏着的他从前写给我的情书。于是，我每天把情书念给他听，希望借此唤醒他的记忆。三个月后的一天，我正在给他读情书。突然，他紧紧地抓住了我的手说：“敏，你回来了？”我悲喜交加：“你终于认出我来了？”晚上媛媛回家，冯辉也清楚地叫出了女儿的名字。医生说，这说明冯辉的康复非常成功，如果他能保持这种状态，完全可以彻底康复。

现在，我和媛媛正在医生的指导下，为冯辉积极治疗。 媛媛在上海一家传媒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担任策划总监。

我们一家人将重新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