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在马达加斯加

* 塔那那利佛大学一隅

 

今年10月，我来到马达加斯加的塔那那利佛大学访学。安排好各种生活事宜和办理长居以外，在研究学习中也对马达加斯加的社会有了更深的认识。

 

首先是和这边的导师Solofo老师进行了两次总共四个小时左右的交流讨论，他在马达加斯加政治学特别是政治史领域是一个绕不开的人物，在研究马达加斯加的国际社科学术圈也享有声誉。一个特别突出的优势是他在英语和法语国家都有过教学经历，这是比较少见的。Solofo老师为我引见了塔那那利佛大学的几位老师，以及马达加斯加政治学院的院长，帮助我很快的融入到当地的学术圈子中。

 

马达加斯加政治学院是个私立学校，这个学校建立的历史很有意思。本世纪初，当时正准备竞选总统的马国前总统Marc Ravalomanana找到Solofo老师请他牵头建立的。建立该学校的一大初衷是要在学术和声望上抗衡塔那那利佛天主教大学，因为Marc前总统出身于新教家庭，在整个政治生涯的上升期也得到马达加斯加新教团体特别是FJKM的鼎力支持。直至今日，马达加斯加政治学研究院所在的大楼都还挂着FJKM的名字。

 

由此可见，该学校本身的创建背后含有浓烈的政治意味（现在该校的校长是一位马达加斯加的前财政部部长），而本身这又是马达加斯加基督教教宗分歧和对抗的体现，这种分歧再往上追溯又有该国近代史中英国和法国大国争霸里的文化宗教影响力博弈。说到宗教角力，现在在马国的媒体报道以及民众的谈论中，可以觉察到伊斯兰教在该国的扩张，众多的清真寺在兴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信仰伊斯兰教。

 

* 塔那那利佛大学历史系图书馆

 

宗教归属作为马达加斯加国民身份认同的一个重要维度，是我当前阶段正在努力补充了解的。这个月正在阅读的L’Eglise Catholique à Madagascar（《马达加斯加的天主教会》）以及 Madagascar et le Chréstianisme（《马达加斯加与基督教》）是两本该主题研究的代表作，阅读过程中我发现，从17世纪到马达1960年独立前的传教活动展现出多层次的历史特征：一方面，马达加斯加各教宗传教活动中理念和实践有明显冲突，这是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以来，基督教在欧洲分裂、变化的海外延伸。在这其中我们看到，英国国教圣公会与新教背后的不同阶级、理念如何在马达加斯加的传教过程中体现出矛盾。

 

第二层特征是殖民前马达当地政府对宗教的接纳含有矛盾心理，一方面希望借助允许宗教传播而获得技术、贸易等“实在”的好处，另一方面又担心由于基督教教义与当地传统信仰激烈冲突而引起被统治阶层的反抗，因此当地统治者对待基督教呈现一种有条件接纳和摇摆不定的特点。

 

第三层特征是宗教在当时的国际关系中在某种程度上被赋予了民族国家争夺地区霸权的工具属性，这一点似乎也承袭了欧洲三十年战争甚至更早以来的趋势，皇权代表的民族国家权力在与教权的争夺中占据越来越明显的优势，宗教机构的政治权力维度被以前所未有的程度让渡给民族国家，而在随后到来的海外扩张浪潮中，基督教传教这种结合了宗教热忱和民族国家扩张行为的现象与早年的十字军东征相比有了极大不同。

 

第四个特点是基督教传播与当地社会文化以及精神信仰的耦合会带来难以预测的结果，造成当地社会的较大程度震荡，这一点在马达比较突出的体现是Ranavalona一世女王的反基督教运动，1835年，当基督教在马达已经初步具有规模时，时任Imerina王朝最高统治者的Ranavalona一世女王忽然驱逐传教士，迫害当地教徒信众，这样的现象很难单纯用个人好恶以及民众情绪解释，而或许应该看作一种外来文化实践与当时历史条件下当地社会、人文条件复杂互动的产物。有意思的是这一点和清末基督教在中国传播造成的影响可以进行对比，无论太平天国起义还是义和拳拳乱，其背后的生成机制都与马达加斯加这里同时代的事件有很相似的地方。（参看《天国之秋》《重说中国近代史》《怀柔远人》等）

 

* 塔那那利佛夕阳下的教堂

 

除了基督教传播，在我的学习研究中，还有一点格外引起我的注意，就是马达加斯加社会中“种姓”制度的延续。这种种姓阶层制度起源于十七世纪，当时马达加斯加开始形成了一些地方性的实力较为强大的王国，它们之间互有征战，而各自内部也开始形成一种阶层分化。进入十八世纪的所有马岛当地王国中，位于中央高原的Imerina王国开始一枝独秀，依托与欧洲人进行的奴隶贸易，该王国取得了技术上和经济上对其它政权的优势。而在这个过程中，Imerina王国内部也清晰的形成了贵族、自由民、奴隶三个种姓阶层，并且这种阶层结构成为王国统治者维系自身权力的重要手段。

 

统治阶层对治下人民的历史来源、种姓身份等有阐释和决定权，他们将这种文化权力与国家机器相结合，规定了臣民的高低贵贱，以及谁可以被当作奴隶贩卖到遥远的地方。依赖这种方法，加之不断增强的军事技术实力，Imerina王朝在这一时期的对外征战连连获胜。为了避免沦为奴隶，很多原来不属于王国臣民的周边部族纷纷归附，一方面用金钱赎买自由民身份，另一方面在文化上表达对Imerina的顺从。这一历史过程在Larson的著作中有很详细的描述。

 

我原以为这样的种姓划分在民族主义运动兴起特别是1960年马达加斯加建立后就基本不存在了，特别是英语文献中很少有人提及这个问题。幸运的是，上个月在塔那那利佛法国文化中心旁听了一位来自法国朗斯大学地理系的名叫Guerin的老师关于马达加斯加城市化问题的讲座，讲座结束后我和她约时间单独进行了交流。Guerin老师在塔那那利佛的研究到目前已经接近二十年，她向我点出了当前马岛社会中依然普遍存在的种姓阶层划分。

 

她举了两个例子，一是塔那那利佛大学的学生中，所谓“奴隶”阶层的子女应该不超过5%，二是在街头巷尾从事低等职业的人中，“奴隶”阶层占绝大多数。另外她还提到她的一个当地朋友，尽管在个人事业上取得了成功，但依然小心翼翼的避免提及自己低下的社会出身，更悲剧的是这样的人尽管生前显赫，但未来去世以后无法葬入祖坟，因为“奴隶”阶层没有进入坟墓的权力。

 

我请教Guerin老师，当前划分阶层的标准和依据是什么？是类似族谱这样的东西还是某种历史材料依据？Guerin老师的回答再次让我震惊，依据是外貌，贵族和自由民肤色较浅，头发是直发，也就是说偏近东南亚马来人种的特征，而下等公民的肤色更黑，头发多为卷发，也就是说更多的是偏向东非班图人的人种特征。后来我和当地中国朋友闲聊的时候也间接性获得证据支持Guerin老师的说法，这些中国朋友告诉我，他们家里的马达女人，比如情妇或者工人，会定期去把头发烫直，他们对此表示不解，因为中国女人烫头大多数都是烫成卷发。简言之，这种垂直的社会阶层划分，既有其历史根源，更还有浓厚的种族主义特点。

 

马达加斯加这种种姓划分以及背后存在的歧视，还有社会资源在此基础上进行的分配，是我特别重视的问题。相比大家已经很熟悉的族群划分，这种种姓的垂直结构更多是隐性的，当地人们都知道其存在却不愿意谈及。然而在政治事件特别是选举到来时，这种隐性的身份区别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对马达政治产生怎样的影响呢？有数据显示，当前马达加斯加百分之九十五左右的劳动人口在从事非正式行业（informer sector），这其中不同种姓的行业分布和各自所占的经济规模有什么特征？弄清这些问题都将帮助我更好的理解当前马达加斯加的社会经济形态，并从中梳理其与该国政治走向的关系。

 

 

除了种姓问题，族群（Ethnic Groups）也是我关注的焦点，Solofo老师在其三本编著和专著中对相关问题有过比较深刻的讨论。（《马达加斯加，族群与族性》，《马达加斯加的社会及反抗殖民运动（1896-1946）》，《族性挑战之下的马尔加什民族》）在上述书目里，包括在与我讨论的过程中，Solofo老师一再提醒我对于马达加斯加官方给出的十八个族群的划分一定要从历史的角度看待，而不能视其为某种一成不变的客观实在。在属于族群这一概念的历史过程中，既存在一种具有相对文化传统性的、关于群体心理或者精神层面的族群；也存在一种工具化的、出于建立政治和文化事业而创造的族群。马达加斯加的官方十八种族群划定接近于后者。

 

Solofo老师专门给我介绍了马达加斯加东部沿海Betsimisaraka族的例子，这个在官方民族地图上占据大半东部沿海地区的族群，其实存在多重层次，东部偏北和偏南的Betsimisaraka人完全不认为他们属于同一族群，甚至同一地区不同村落的人也不认为他们属于同一族群。族群身份是层次性的，变动的，同一个人在不同场合可以具有不同族群身份。

 

这背后还涉及到一种认识论的区别，分析逻辑学派的集合理论（Set Theory）认为只要具有同样属性的个体就属于同一集合，该集合边界明晰，与其它集合可以作出根本区别。而后来从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性到认知语言学，传统的集合理论受到挑战，范畴界定与人们定义范畴时的环境以及认知主体本身的心智结构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受到重视。简言之，马达族群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既是一个类似涂尔干定义的社会事实，也是一种具有主观能动性参与的建构过程，两者间互相影响，形成今天的局面。十八个种族既是建构的，也是实在的，它们在今天的马岛政治中起什么样的作用，我将进一步考察研究。

 

* 塔那那利佛市政厅办理手续的人们

 

在办理马达加斯加长居的过程中也有很多值得说的故事。依据马达的政策，在中国国内只能办理为期三个月的签证，尽管签证上注明了学习和研究是访问目的，但抵达马岛后还需要再申请办理居住证。感觉主要目的之一是为了多收钱，中国办理签证时收费750元人民币，而且不给正规发票；之后来到这边办理长居，一年期收费接近400欧元！

 

但是，高收费不代表高效服务，内政部要求的留学生长居申请需递交的材料没有半斤也有三两，其中包括警察局外来人口登记证明，无犯罪证明，学位证明，给内政部长的申请信（部长会看吗），居住证明（办理长居需要现有居住证明是什么鬼），租房合同，学习经费证明，成绩单，等等等等。把所有材料准备齐全的过程如同一个神话故事，假设取得长居是故事里的终极目标X，那么，完成目标前需要先达成分枝任务ABCDEFG，而达成任一分枝任务的过程中又会跳出若干次支线任务abcdefg，环环相扣，环环交费，环环排队，果然类似奥林匹克五环精神。

 

* 深受群众喜爱的Babyfoot

 

不仅手续繁琐，整个过程更充满萨特式小说里的虚无感：比如在住处不远的社区街道办办理居住证明时，满脸严肃的阿姨一边用打字机（注意不是打印机，是马克吐温杰克伦敦他们用的那种打字机）给我打印居住证，一边向我解释刚从我这里收取的约等于几百块人民币的费用有什么名目，当我听到其中有一项是卫生费时我震惊了，难道一路上我闻到的陈年老尿腥臊味是幻觉？

 

再比如走在中国城举袂成幕，挥汗成雨的街道上时，忽然看见路边小贩四散奔逃，随即两辆警车挟裹风雷呼啸而至，十来个精壮警察未等车停稳便鱼跃而下，追赶占道经营的小贩，一个拖鞋小哥扯呼不及，被两三人抓住，直接要抢走他手里的几个女式挎包，小哥抗拒不从，试图保住自己的货品，后边上来一个皮靴大兵，一个直踢接上迎面一拳，拖鞋小哥立时松手，眼眶乌青含泪，神情既怒且悲，然而又不敢再有半点多余的动作。此刻那些警察早已跳上警车，风一般去了。

 

还懵圈的我想起昨天读的杂志，前前任总统的老婆今年上任塔那那利佛市长，随即指出第一要务是清理市容，而实现该目标关键便在于驱散占道小贩。市长的逻辑是，这些小贩极大的妨碍了交通运行，是造成塔那经常性堵车的第一原因。BBC不久前在乌干达搞了个辩论，辩题就是非洲国家是否应该驱逐街边小贩，我不好说别的非洲城市怎样，但就塔那而言，作为一个山城，街道是五十年前殖民时期留下的，车辆天天增加，人口天天增加，我上次离开和重新到访的五年之间没有看到一条的公路新建或者翻修，城市公共交通系统还是只有那些德国法国三十年前就报废了的奔驰雷诺在跑，雨季坑坑洼洼的街道上抛锚熄火的车辆无数，就是这样的状况下，治理交通拥堵从街边小贩抓起，而且采用的是警察突袭的方式，我也只能像路人一样，默默的吃瓜而已。

 

* 法国文化中心的讲座

 

言归正传，终于，我备好了所有文件材料来到内政部居住证办理处，走进一楼办公室，和蔼的工作人员姑娘让我去办公室窗外排队，也就是说得绕到办公楼后边的一块空地上，隔着窗子等候办公人员叫名字。当我来到等候区，发现十来个坐在垃圾和灰土中几条长凳上的等候者已经在那里了，我正准备找个空处坐下，忽然发现那个空位上有一个用过的…，于是在三十度的天气里打了个激灵。站着等吧…

 

好在没过多久，办公室里叫我，告诉我材料一审没有问题，给了我张手写的纸片，告诉我一周后来录指纹和照相。一周后我如约而至，告诉我机器坏了，下午再来，我二次如约而至，录了指纹也照了相，满以为可以准备交钱了，却被告知还要保持手机畅通，耐心等待，因为内政部警察局还要约我做一次谈话，了解一下我的思想道德水平（enquête de moralité），之后再对材料进行二审，然后才预约缴费，然后才办证，然后估计我就该准备明年的续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