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留学生的尴尬境地，如何破解？

前言：

毫无疑问，中国正处于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留学浪潮中，已成为世界上第一大留学生输出国。随着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出国留学已经不再像以前一样遥不可及，从只有少数精英阶层才能享有的机会，逐渐成为普通民众的选择，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有机会走出国门。

中国目前每年有50万人左右的留学生，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和日韩等国家都是热门留学目的地。这本应是个双赢的局面，留学生出国深造获得学位、学习知识，国外大学收取比本国学生贵2-3倍的学费增加收入，支撑学校运营。

但客观情况是，不是每一个留学生都是去学习知识的，不同的家庭环境也使得每个留学生对自己的要求也不尽相同。有人立志要留学并移民，有人却只想混个文凭；有人想多了解学习国外的文化，有人却连当地的环境都难以融入，甚至有人把留学当作一次豪华深度国外游来看待……

2015年5月一份教育机构发布的《2015版留美中国学生现状白皮书》称，在2014年27万赴美留学的中国学生中，有8000人遭到开除，其中80.55%因学术表现差或学术不诚实而被开除，而且被开除的并非都是“差生”，来自排名前100的名校生超过了60%，数据里收录的数十个被开除的学生甚至来自常青藤大学。

这或许是中国留学生难以融入当地学习和生活环境的极端表现之一。更为普遍的现象是，众多中国留学生开始抱团，无论在学习还是生活上，都陷入融入当地生活环境的尴尬境地，而这层“薄膜”又该如何捅破呢？

壹

在地球另一端的王俊岭可能有更深的感受。

2005年，来自郑州的周牧决定去英国留学，他选择了合作办学的爱丁堡纳皮尔大学（Edinburgh Napier University）。这是一所位于苏格兰首府爱丁堡的公立大学，在校学生近2万人，其中三分之一是留学生。而在英国百所大学中，排名60位左右。

国外的生活自然不比国内自在，独身一人远赴海外，衣食住行都要自己考虑。这里的学费是固定的，但是生活费就灵活了许多。按周牧的说法，“屌丝有屌丝的活法，土豪有土豪的活法。”

自认为是屌丝的周牧并没有选择昂贵的学生宿舍，而是与2个同学在学校周边合租，月租400多镑（合人民币4000多元），每人平摊100多镑。吃饭的话，英国的“黑暗料理”让周牧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忍受不了饮食的他大多自己在超市买菜做饭，这样最低可以做到一周10镑左右的生活费。

“甚至我有同学从放暑假回国专门带一箱方便面回去，其他同学带的各种国内的调料，”周牧笑着说，“还是对那里的环境不适应吧。”

8年后走进利物浦大学的小林却有着相同的感受。小林在2013年赴利物浦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初入学的她也并不了解当地的生活环境，于是她先是住进了大学宿舍，每月400多镑的费用让她压力不小。而在下半年时她选择了外出合租，和一个中国师姐2个人合租两室一厅的公寓，每月500镑租金，平摊250多镑，比学生公寓省下来近一半。

饮食同样是小林没法忍受的，像 Tesco（乐购，英国的大型连锁超市，目前是英国最大的零售商）提供的3镑左右午餐套装（包括三明治、薯条和一杯饮料）均为冷食，满大街都是那些印度阿三开的炸鸡店，口味上面或许比较不适合国人的胃。而自己动手做饭只需花费20镑左右就能度过完美的一周。

吃和住只是融入当地环境的初步门槛，能在学习上跟得上进度、与当地学生多交流学习才是最主要的，但大批涌入国外校园的中国留学生逐渐开始建立自己的小圈子，与国外学生逐渐割裂开来。

国外大学的小组课业比重很大。每个学期都有如此课程，由学生们自由组建学习小组，共同研究某项课题，并提交结果报告。

这也是中国留学生抱团的开始。为了交流方便，中国留学生会自己组“纯华组”或者“纯亚组”，小组中没有一个当地学生。

“这种小组的学习效果并不理想，”同时参加过“纯化组”和“混合组”周牧说，“到了国外就是要学习外国文化、与当地人交流的，如果这种小组持续三年，能学到什么？”但是他有同学碰到过一个班90%以上都是中国留学生的情况，“这就没办法了，”他又补充道。

小林也认为混合小组更能了解不同国家学生的视野、思路，学到更多经验。“而且并不是每个课程的老师都让自由结合，有一门课程的老师就自己指定了小组成员，国内外学生混合着。”

贰

在地球另一端的王俊岭可能有更深的感受。

他今年到澳大利亚昆士兰州的詹姆斯库克大学（James Cook University）攻读信息技术硕士专业，但是他入学半年多还没有和亚洲以外的学生同组过，这对于立志融入本地文化的他来讲有点难接受。

他决定主动求变，在年初选课的时候计划建立一个既有国际学生、又有澳洲本地学生的“混合组”。但实施的过程，却远没有他想象的那么简单。

在一门IT项目实践的课程上，导师安排学生们自由结合组成小组，历时一年完成一个真实的IT项目。王俊岭提前和一个相熟的印尼同学“结盟”，当三个澳大利亚本地学生举手示意对第一个项目感兴趣，王俊岭和印尼同学便马上举手寻求加入小组，一个来自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学生也举了手，总共6人对这个项目感兴趣。

但问题来了，课程要求每组最多4人，于是他们商量如何拆分为两组。

王俊岭心里正打着算盘的时候，一个本地学生开口了，“你们看这么分好不好？”说着用手在桌面划出一条虚拟的线，线的一侧是三个本地学生，另一侧是三个国际学生。这种肢体语言非常巧妙，不需要遣词造句，而且看起来很随机，只不过三个本地学生“恰好”坐在一起，而且“恰好”被划到同一边。

王俊岭和印尼同学只好点头同意，但这令他有些沮丧。之后又经过几次组员调整，他的小组又吸收进两个中国人，重新组建了一个“亚洲组合”，一切似乎又回到了“正常”而“舒服”的轨道。

在王俊岭的观察中，这种“纯亚组”甚至“纯华组”的现象很常见。在全校两万多名学生当中，中国学生大约一千多人。在这些中国留学生周围似乎有一层无形的薄膜，把他们包裹在一起，与世隔绝，很难突破。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事情或许不是中国留学生主动所为。

“有一位中国同学，他听说我在IT课没有和本地学生同组，竟然替我庆幸。他说自己曾经有三个本地队友，那段经历不堪回首，因为分组一结束，他就再也看不到这 几位队友的踪影了。他只好独立完成四个人的工作，连按时按量交作业都困难，差点‘挂科’。”王俊岭苦笑着说。

出现这种情况或许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团队作业是学业评估的必要部分，如果不能在截止日期前提交合格的作品，整门课都会不及格。按照学校规定，如果“挂科”，需要重修并再次缴纳这门课的学费。

对于澳洲留学生来说，每门课学费3000多澳大利亚元，折合人民币大约1.5万元（悉尼、墨尔本等大城市的学费更贵）。然而本地学生没有这个压力，澳大利亚政府给本国学生发放丰厚的财务补助，学费低廉。与兢兢业业、力求安全毕业的留学生不同，本地学生往往更注重享受生活和发展个人爱好，例如组建摇滚乐队等。

“他们根本不在乎”，王俊岭的那位同学对他说，“我当时是‘一拖三’，活儿都是 我一个人干，拖着他们走。如果你能力强能拖得动，那还好。一旦拖不动，就都挂了，但‘破财’的只有你一个人。”

叁

在包裹着中国留学生这层薄膜里面，更多的是一个纯汉语环境。语言的劣势，让他们有意无意地与当地学生隔离在外。

周牧有一个中国同学，整个学期几乎完全没有说英语。这位同学为人友善，也善于与人打交道，但是他还是没有尝试去突破这层薄膜：上课听不懂的地方他就问身边的中国人；小组作业和期末复习与中国学生一起做，纯汉语交流；打工在中餐馆，老板说汉语；业余时间聚会、打球也是和中国学生一起……

有一次做实验，他的电脑坏了。他像往常一样让周牧帮他问问老师怎么办。周牧和另外一个中国同学就想逼着他说一次英语，谁也不肯帮他问。他在那台罢工的电脑前坐了差不多20分钟，终于起身去找老师。老师立即很热情地到他电脑旁帮他解决问题。这是周牧唯一一次听他说英语。

所谓解铃还须系铃人，主动撕破这层薄膜似乎是唯一的解决办法。

“毫无疑问，一个良好的英语环境能快速增加所学知识，留学真的不是来旅游，要牢记自己的目标才会不枉费父母的期待。”王俊岭说。

对王俊岭来说，澳洲的环境是友好的。在街上相遇的陌生人，只要有眼神接触，一般都会互相微笑或者打个招呼。任何公开针对外国人的歧视都是被禁止的，这一点和中国很不一样。

当然，这种平等的环境也有一个“副作用”，就是对待任何人一视同仁，没有特殊照顾。一个国际学生就算英语再好，一般也不会受到特别的称赞；如果你听不懂别人的英语，对方也很少会特意把语速降下来。

有次，王俊岭和两位室友在客厅看电视，看的是一档相亲节目。一位美国室友嘲笑那个女主角夸张的裙子看起来像鸸鹋（Emu）。鸸鹋这个英文词他不懂，美国室友便用一大堆单词跟他解释，但他还是似懂非懂。于是另一位澳大利亚室友就用非常简化的英文词汇刻意放慢了语速跟他解释：“鸸鹋是一个大鸟。”

他立刻便听懂了，“但是一瞬间我觉得很不舒服，我感觉到自己被轻视了，感觉自己被当作小孩子看待。如果每个澳大利亚人因为我的英语不好就都这么跟我说话，我得有多可悲？我宁愿她们不照顾我，跟我说正常的英语，就算我听不懂。”

而王俊岭似乎也瞬间理解了为什么包裹在中国留学生周围的那层“薄膜”这么难以突破。想要融入当地环境，却又放不下自己那点自尊心，陷入两难的尴尬境地。

这样的情况似乎正在改善。90后的小林们，比起80后的周牧们似乎更乐于与人交流，他们比师哥学姐们更善于表达自己，个性的接近也更能让他们与当地学生融为一体。

但需要考虑的客观情况是，中国留学生越来越多的进入国外大学校园，正如开头周牧担忧的，如果一个班里90%甚至全部都是中国留学生，这层“薄膜”又该如何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