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学热：不能光看西方，不看西部

未必要在海外“见多识广”、饱览“精英生活方式”，才能让孩子学到东西；中国自己的传统历史中，也有说不尽的故事，足以让孩子感悟与成长。

刚刚过去的暑期之中，不少中小学生的“活动清单”上都有游学、夏令营这一项。近年来，假期“游学热”逐年升温，在许多人热捧“漂洋过海去游学”的同时，也有一些人选择“逆流而行”，深入祖国大地，以旅途为课堂，收获感悟。

“游学热”现象背后，家长们对孩子的教育有着怎样的期盼和困惑？今天，当人们把孩子“送出家门”、趁着假期去外面长见识的时候，究竟应该学什么？

不情不愿中，他踏上了游学路

直到坐上上海开往兰州的火车，吴凯闻还板着脸，沉默地望着窗外，看着熟悉的城市风景离自己越来越远。

这次的夏令营，是妈妈费希露自作主张替吴凯闻报名的。

当他从妈妈口中得知，自己7月份将要花11天时间跟着一群陌生的老师和同学赴西北参加夏令营时，便当即表达了不满。他列举了自己忙碌的暑期安排，既要兼顾学业去补课，又要和同学一起骑车去杭州游玩放松，“事情都排不过来”。

随后，他的一句话更是听得费希露“心里一凉”，他问道，“妈妈，你读过《孔雀东南飞》吗？课文里告诉我们，包办是没有好结果的。”

临出发前，儿子的思想工作还是没有做通，情绪波动很大，甚至参加行前会时，不到1公里的路程还单独迟到了几分钟。这些“无声的反抗”，费希露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儿子能否顺利走完整个行程？她并没有把握。

行程结束当天，全家人忐忑地等着吴凯闻对夏令营的反馈。当发现小吴同学从机场到踏进家门的半个多小时里始终“手脚并用”、滔滔不绝地讲述着自己这些天的见闻时，大家都有些“摸不着头脑”了。

最意外的人是费希露，因为向来对补课安排不置可否的儿子居然主动向她提出，“妈妈，我觉得我数学还比较薄弱，接下来要去补一下。”

这样的转变让费希露喜出望外。把儿子从电子游戏中“解救”出来，一直是她试图攻克的难题。这几年暑假，夫妻俩让孩子去参观过河南的希望小学，也一同前往美国旧金山和洛杉矶的名校转了一圈，感受那里的环境、氛围。但是，这些经历过后，吴凯闻的观念和生活习惯并没有出现像父母期待的那样“泛起涟漪”。

这一次，费希露偶然在朋友圈看到了“重走学森路”西北科技环保夏令营的介绍。她想，让孩子亲身体验如钱学森这样的老一辈科学家在物资匮乏的年代如何付出，也许比自己平日里“苦口婆心”劝孩子“忆苦思甜”要有用得多。于是，她决心再替儿子做一次主，报了名。

没想到，这一次真的起了作用。

嘱咐百遍，不如远行一次

吴凯闻和其他小营员从一开始就被告知，这趟旅程“要做好吃苦的准备”。

比如，与绿皮火车“亲密接触”。为了最大限度地还原钱学森当年穿梭于西北各个地点指导科学研究时的交通条件，夏令营刻意“舍快求慢”，让大家乘坐绿皮火车从上海去往兰州。对这些小营员来说，绿皮火车是个“新鲜事物”，而此番超过25个小时的“动次动次”也着实是一个挑战。

在火车上，小营员们还被要求两人一组充当小记者，采访那些来自天南海北的普通乘客，聆听并且记录这些叔叔阿姨或是爷爷奶奶们对绿皮火车的记忆。

7岁的刘子淇是本次夏令营中年龄最小的成员，她在当天的夏令营日记中记录了这段经历。她说，因为是头一回采访别人，她感到既兴奋又紧张，提问了几位乘客之后，不知不觉中嗓子就哑了。但是，她对此毫不在意，反而觉得收获满满。

刘子淇自豪地向陪同随行的妈妈介绍起了那些采访听来的故事，那是连妈妈都不曾了解过的“绿皮火车往事”。

而让夏令营中年龄最大的成员———16岁的吴凯闻真正受到触动的，是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参观的那一天。参观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展览馆时，大家仔细地观摩了陈列的文献和实物资料，围着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的史贵全老师问个不停。

作为一名高中生，吴凯闻早已在新闻里和学校组织观看的纪录片中多次听闻酒泉基地的大名。但是在此之前，他心中只有一个宽泛的概念，觉得离自己的个人生活还是很遥远。这个地方对普通个体到底意味着什么？他从未想过。

直到他看见了我国第一代卫星发射塔架。

1970年4月24日，钱学森担任首任院长，带领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自行研制的我国首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在此发射升空，宣告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用自制火箭发射国产卫星的国家。

令人难以想象的是，拥有如此辉煌成就的首代发射塔架如今已是锈迹斑斑，和现役的第三代发射塔架相比，它甚至显得有些“简陋”。同样简陋的，还有不远处供科研技术人员们居住的一排土房子。当年，钱学森为了我国航天事业的进步，放弃了国外优越的条件，在这样的房子中度过了不知多少个夜晚。

看着眼前沙漠中默默伫立着的“庞然大物”和坚守岗位的技术人员们居住的陋室平房，不少小营员们心有所感。一头扎进大西北的戈壁沙漠，他们才第一次明白，从小到大，师长们一直在耳边念叨的“做有意义的事、有贡献的人”，究竟是什么意思。

11天的行程结束后，许多孩子发现，远离手机和电脑的日子，也能过得有滋有味。

嘱咐百遍，有时不如远行一次。

有意义的暑假，不一定要花费高昂

刚刚过去的暑假里，游学、夏令营毫无疑问是个热门话题。而其中，较为热门、也饱受诟病的或许就是海外游学。

一家旅游网站发布的《在线海外游学市场消费分析2017》中显示，在海外游学市场中，人均花费2万元至3万元的客户占比近半。更有甚者，4周海外游学价格达到8万元。

此前，新东方教育、北京大学国际文化交流与教育研究中心、市场研究机构益普索联合发布的《2017年国际游学蓝皮书》指出，64.2%的中小学学生或其家长有较高国际游学意愿，超40%的受访者认为初中及小学是参与国际游学的最佳年龄段，国际游学正向低龄化趋势发展。

还有专家称，二胎政策放开后，将会带来3000万左右的潜在教育人口增量。越来越多的家长会选择让孩子游走世界、开阔眼界、增长知识。

“剑桥、牛津被中国家长和学生‘挤爆’”、“英国顶尖贵族公学暑期拓展营一位难求”、“沪上一母亲带女儿参加夏令营14天花费14万”…… 如此博人眼球的新闻频频被媒体报道，让人不禁产生疑惑：

难道只有远赴重洋、花费高昂的代价才能让孩子度过一个有意义的暑假？

这其中，有一些旅行社打着游学的旗号，但其实只是旅游，很多项目是欧洲几国游，比如说瑞典、法国、德国等地一条线下来。家长花了大价钱，但是孩子的体验却不尽如人意。有媒体分析，一些游学机构没有处理好“游”与“学”之间的关系，他们会在短时间内安排多个景点，走马观花，孩子并没有太多时间和当地人交流与学习。这样的游学其实没有太大意义。

但有家长真的就吃这一套。

带队老师倪欢告诉记者，夏令营开始前，她就受到过个别家长的“挑战”，矛盾的焦点在于“吃苦”。

有些家长一听到孩子要“吃苦”坐绿皮火车，就不乐意了，气势汹汹地对倪欢说，“现在交通这么发达，大家家庭条件也都可以，为什么要让孩子受这个累？”

倪欢只好耐着性子解释说，吃苦并不是最终目的，通过这个方式让孩子对过去时代形成一定的认知才是关键，“如果实在不能接受的话，可以离开”。结果，真有家长“不愿妥协”，带着孩子愤愤退出。

中国传统中，也有说不尽的故事

为孩子选择什么样的游学方式，其实折射的是家长自己的教育观念和人生理念。

刘子淇的妈妈刘静认为，游学和夏令营并不是孩子的“必需品”。

刘子淇虽然只有7岁，但她从小就对科学很有兴趣，在爸爸的带领下，已经尝试过操作酸碱中和、虹吸现象等化学实验。意识到孩子对科学的兴趣之后，刘静的培养方式“冷静而有计划性”。

她先是寻找身边的科学教育资源，让孩子多一些日常锻炼的机会，此外又关注各种暑期夏令营，当看到夏令营的内容包含了参观中科院兰州冰川冻土研究所、酒泉卫星发射基地等安排时，自然而然地带着孩子报了名。

“我的初衷是把孩子从教室里解放出来，而不是把她困在一个强加给她的圈子里。”刘静说。

通过这次夏令营，费希露也在反省自己过去与儿子的沟通方式。她感慨，夏令营中，老师和志愿者们给予孩子的信任和肯定恰恰是她平时所欠缺的。

从行前会开始，倪欢就注意到了吴凯闻的小情绪，一直想找机会扫去这个大孩子心中的“阴霾”。在得知吴凯闻是个“地理迷”之后，倪欢有了主意。她特意在开往兰州的火车上，“拜托”了吴凯闻一个任务：从一本《中国国家地理》甘肃特辑中摘取精华内容编撰成文，向营中的弟弟妹妹们介绍甘肃的地理风貌和特色。

没想到，吴凯闻答应得很爽快，迅速投入到自己的工作中去，当晚开始做笔记，第二天就交了稿。任务一完成，原先不自然的表情，再也没在吴凯闻脸上出现过。

费希露坦言，“当老师和志愿者们告诉我，一直是‘作文困难户’的凯闻不但在夏令营的微信公众号发表了一篇介绍甘肃风情的文章，还像个大哥哥一样全程带着一位12岁的山东小营员时，我简直不敢相信。”

让她“百般不放心”的儿子在外，竟然呈现出了平时很少看见的“成熟”的那一面。开诚布公地交流之后，吴凯闻甚至吐露了心声，“妈妈，不用担心，我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

“孩子其实很单纯，有时候，是家长想复杂了。”倪欢认为，摸清孩子心中喜欢什么、抵触什么，以一种他们能够接受的方式循循善诱，才是“打开夏令营的正确方式”。

换句话说，未必要在海外“见多识广”、饱览“精英生活方式”，才能让孩子学到东西；中国自己的传统历史中，也有说不尽的故事，足以让孩子感悟与成长。

【对话】

真正要学的是人的文明和教养

记者：暑期游学、夏令营热其实由来已久，为什么这两年引发的讨论更加热烈？

杨雄（上海社科院社会学所所长、青少年研究所所长）：最主要的是家长教育观念的变迁。过去“50后”、“60后”当家长，所面临的社会竞争压力没有现在这么大，工作是分配的，彼此的家庭条件也差不多，培养子女并不用特别费力，也就不太会过多关注游学、夏令营。

而现在的家长大多是“70后”、“80后”，他们的成长本身就经历了高考升学的竞争，再加上不少人都出国或留学过，教育观念逐渐和国际接轨，让孩子在课外参与游学、夏令营之类的实践活动，在他们看来十分必要。

记者：游学的名目越来越多，费用也越来越高。有人说，这已经成了一种“教育投资”，甚至是“教育攀比”。

杨雄：是的。教育竞争的压力往往会折射到教育消费上。上一辈父母成长在计划经济时代，花钱是算着花的；但这一代父母信奉的是教育作为一项产业，也讲究投资和回报，所以“咬咬牙”就往里投钱了。

随着微博、微信以及各种信息对人们日常生活的“侵入”，信息传播的速度和力度空前。家长们在一起交流心得时，难免会有观念的同化和影响，一定程度上也助长了攀比的“苗头”。

记者：相比于国内的活动，海外游学、夏令营似乎“吃香”得多，一些打着“贵族公学体验”和“国外名师交流”旗号的项目尤其火爆，这是为什么？

杨雄：从文化社会学的角度，可以用高势能文化对低势能文化的作用来解释。在过去较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的社会舆论总有这样一种倾向，认为西方文化代表着先进文化，也就是高势能的文化，而我们本土的文化就相对落后，是低势能文化。

因此，在拉力的作用下，去西方国家游学、参加夏令营，学习他们的文化、教育理念和生活方式就被包装成一个有面子、流行的事情，在市场上呈现出了热潮。

记者：但是，一部分游学、夏令营只是摸到了贵族气质的“皮毛”，忽略了精神内涵。

杨雄：的确如此。真正的贵族气质不是几天能够学出来的，只学会拿刀叉、说外语、买国际名牌，这些都没有接触到本质，真正需要学习的是人的文明和教养，是对他人的尊重、对父母的感恩和对天地的敬畏。很可惜的是，现在的一些家长觉得这些教育可以“慢慢来”，甚至不去培养。

记者：也有一些夏令营扎根本土，通过对我们自己的历史文化的挖掘，让孩子了解老一辈人的爱国情怀和奉献精神。

杨雄：对，不能光往西方看，我们还应该往西部看。组织考察国情、游览红色景点的线路对开阔孩子眼界，丰富他们的阅历其实相当重要。

若是在“蜜罐”里长大，不知道贫困和艰苦是什么概念，就可能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走向岔路。学习历史和传统文化，体察前人为今日美好生活的付出，就是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让他们在未来更加有奋斗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