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旅英大提琴家王健：放下面具，赤裸面对

王健，世界著名大提琴演奏家。童年时因其卓越才华受到包括小泽征尔在内的世界音乐大师们的嘉许。

王健，世界著名大提琴演奏家。童年时因其卓越才华受到包括小泽征尔在内的世界音乐大师们的嘉许。1985年赴美留学。英国弦乐杂志《斯特拉底》盛赞他是“一位令人激动的演奏家，他的技巧是建立在花岗岩上的”

在伦敦买了房子的王健说他“并没有定居伦敦”，因为“房子买了那么多年，真的没有住过几天”。

现在的王健抱着他的大提琴满世界巡演，偶尔有点闲暇，能在马达斯班一起喝茶，也是难得。

“现在每天花多少时间练琴?”《留学生》记者问。

王健叹了口气，坦言自己实在太忙了：“这没有一定了，甚至毫无规律，有时间拼命练，一般会练上三四个小时，没时间可能碰都不碰。我和上海交响乐团一年只有三场合作，每年还有五六十场演出都是和其他的交响乐团合作，所以我们的游动性是非常大的，我们在一个城市顶多演两三场了不起了，演出完之后马上又得跑，到别的国家、别的城市去演出。所以我可以有很多机会到很多新的城市去，但是在那里真正旅行的机会并不多，基本上都是在赶场子。”

除了马友友，他应该是中国在世界上最有声誉的大提琴家了，因为他曾经是中国大提琴神童。

10岁时，他的演奏被后来获得奥斯卡奖的纪录片《从毛泽东到莫扎特——艾萨克·斯特恩在中国》录入;11岁时，与上海交响乐团合作公演圣-桑的大提琴协奏曲;13岁时，作为“上海音乐小组”的独奏演员首次赴美国五个州巡回演奏50多场音乐会;16岁时，留学耶鲁大学和纽约朱利亚音乐学院;1987年2月，首次在纽约卡内基威尔厅和以色列耶路撒冷音乐中心举行独奏……在这个国家对古典音乐还没有什么特别概念的时候，王健就已经在用他的天赋和才华让西方听众记住了这个年轻的中国人。

如今的王健更加成熟，对于音乐也有了更多的体悟，只有一样没变：永远是放下面具、赤裸面对音乐的王健，让人印象深刻，他说这是他面对音乐的态度，也是他敢于发言的立场。

时光飞逝，一晃20多年过去了，王健的眼角也不乏皱纹。往事在他的眼前如电影般闪回，只是他并不想写一部郎朗似的自传，他希望让这些记忆永远新鲜：“我总觉得一个人的记忆在还没有形成文字的时候更准确。一旦写下来，你往往能记住的只是写下来的回忆。很多事会忘记。我不希望将我的美好记忆凝固起来，30年的记忆如果不写下来，它们永远都是活着的。当然，你要让别人看到一定是要写下来的，但是我现在还没有这个欲望。”

大提琴神童

留学生：你父亲王树棠也是大提琴手，是否因为他的影响让你产生了学习大提琴的欲望?

王健：父亲拉大提琴，所以我小时候经常听他拉琴，生活中耳濡目染，拉琴就成了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他并没有将大提琴强加于我。

我小时候对大提琴也没有什么学习的欲望，只是对什么都好奇，都有学习的兴趣，但是对于一个儿童来说，有那样的耐心来认真学一样乐器是不可能的。我父亲当时也有团里的工作，有空的时候他就让我来拉琴。一开始是拉着玩的，作为一种娱乐或者一种游戏，慢慢我就变得认真一些了。他感觉到我有演奏的才能，就决定比较严肃地教我拉琴。因为大提琴比较大，一开始我用的是中提琴，中提琴对音和大提琴一样，只是高个八度，我练起来特别顺手。

留学生：1978年美国著名小提琴家斯特恩访华，怎么会选择将当时仅10岁的你的演奏摄入他的纪录片《从毛泽东到莫扎特——艾萨克·斯特恩在中国》呢?

王健：上海是一个非常西方化的城市，有比较深的西方文化传统。那时候几乎每个星期都会有一些外国的领导人或者著名的音乐家来中国访问，一到上海他们肯定会去上海音乐学院看，学院领导就会选一些比较优秀的学生给他们表演。在斯特恩来之前，波士顿交响乐团也来过上海，卡拉扬和柏林交响乐团更早的时候到过北京，但那不是一个公开的演出。

斯特恩来中国的时候，我也是照例给他做表演。只是当时有一些人给他拍纪录片，我的演出也被记录在影像而已。而且那时候信息很闭塞，我也不知道他有多出名，只知道他很重要，是当时的文化部长很正式地请来的。

留学生：这部纪录片获得奥斯卡奖后，对你的音乐生涯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王健：当时中国很少有人知道奥斯卡，只知道小金人，奥斯卡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不算什么。但这部电影在国外非常著名。而且，它有历史价值，那时候是1979年，至今30多年，这30多年正好也是改革开放的30多年，那是改革开放初期时中国音乐教育的真实写照。我现在回过头去看这部片子也觉得挺有意思，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

衡量艺术的唯一标准就是质量

留学生：1985年，16岁的你在华人企业家林寿荣先生及家人的帮助下，赴美国耶鲁大学留学，师从帕瑞索教授学习。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你的人生?

王健：我会选择去耶鲁大学，主要是出于帕瑞索老师的原因。我去美国前两年，他曾到中国开大师班，我们由此建立了深厚的师生情。所以，当华人企业家林寿荣先生问我希望去美国哪所大学求学时，我当即表示希望去耶鲁大学，继续追随帕瑞索教授。帕瑞索教授很开放。在他看来，音乐一定是心灵的反映，是自己世界观的反映。他鼓励学生走自己的路，找到真实的自我。

当然，我也非常感谢林寿荣先生。林先生之前和我们家没有任何经济关系，但他在了解了我的情况后，写信给我父母，表达了他希望资助我去美国学琴的心意。1985年的时候，1.5万美元的学费加上6000-7000美元的生活费，对于当时一个普通中国家庭来说，是难以承受的负担。如果没有林先生的资助，我不知道那样高昂的留学费用要怎么支付。

留学生：你后来又读了纽约朱利亚音乐学院，朱利亚音乐学院和耶鲁大学的音乐教育有何不同?

王健：耶鲁大学毕业后我才19岁，虽然也开始巡回演出了，但还是希望能继续深造。这两所大学在音乐教育方面不能说有什么不同，美国系统都差不多。但它们的社会环境很不一样：耶鲁是个大学城，学习气氛很浓，但和社会接触不多;而朱利亚音乐学院不同，它是纽约城汪洋大海中的一块小石子，在朱利亚上学没有学校的感觉，一出学校，你看到的就是世界的中心。纽约是个非常国际化的城市，全世界的人都会到纽约去，有句话说，你在百老汇的舞台上站得久了，全世界的人都会知道你。我在纽约听了很多音乐会，碰到了很多很有意思的人。从这点上来说，纽约的生活非常丰富。

留学生：你10岁时为斯特恩表演过，若干年后再次见到他是什么样的感受?

王健：我和他再次见面是在校园里，他给我们上课。我也参加过他在家里举办的酒会，所以我们在开始正式合作之前就已经很熟了。我觉得斯特恩这个人本身就很有趣。他之所以是一个伟大的音乐家，因为他是个伟大的人，因为他的想像力，他宽广、丰富的精神世界，所以他在拉奏小提琴的时候，才会表现出那样敏感和崇高的境界。

留学生：阿巴多、斯特恩、梅纽因等人与你都有合作，和他们的合作各有什么样的趣事?

王健：每个人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们的音乐都是他们自我和灵魂的反映。每个人的灵魂会一样吗?肯定不一样。正因为他们每个人独特的、真诚的灵魂融入了音乐之中，我们才会被音乐感动。每个人都会有他不同的地方。有一些音乐家之所以不成功，是因为他们只会模仿，也许技巧纯熟，却无法让听众感受到他们的内心。音乐无法成为心灵的反映，所以他们无法感染剧场。

留学生：怎么会与著名法国小提琴奥古斯丁·杜梅和葡萄牙钢琴家玛丽娅·皮尔斯一起组成三重奏组的?

王健：我和杜梅、皮尔斯都是好朋友，他们也非常希望将我介绍给欧洲的听众，这就帮了我非常大的忙，他们带我去演出，拓展了我在欧洲的知名度。不过现在很少在一起演出了，因为我们三个人都非常忙，而且说实话我们三个人加起来也太贵了，不是每家都请得起。

留学生：你所钟爱的巴赫无伴奏大提琴组曲，马友友也录制过专辑。同样是旅居欧美的大提琴演奏家，你眼中的马友友先生是个怎样的人?

王健：我小时候还上过马友友先生的课，我非常喜欢他的演奏，他很有创新精神，非常有想像力，性格非常好，非常友善，对每个人都很好。

他现在在做“丝路计划”，做了一些新的尝试，我觉得有些曲子非常好听。当然也不是每一支曲子都成功，这是肯定的，但问题是你要创新的话就必须要走这条路。为什么古典音乐叫“经典音乐”?因为不好的音乐作品已经被时间筛除了，经过几百年的筛选，留下的都是久演不衰的经典作品。现在做创新是好事，但不可能有一个筛选的过程。

留学生：现在或将来有没有打算像马友友一样做一些东西方交流的项目?

王健：没有特别迫切的愿望。对于音乐，如果你有感受，觉得它好听，那就是个好的作品。我也听一些流行音乐的作品，这不应该划界限。从某种意义上说，我觉得衡量音乐仅仅需要依靠质量，但这是不可妥协的一个标准。我会说有些流行音乐是垃圾，有些歌手唱都不会唱，简直就是胡搞，就是凭借长得好看，这是很肤浅的一种社会表现，很可悲很可怕。但是有一些流行音乐也非常动人，这就是伟大的艺术家，我不管他是从哪里来的。衡量艺术的唯一标准就是质量，其他都是假的。

音乐不是理论的产物

留学生：你演奏过很多勃拉姆斯和巴赫的曲子，是否对勃拉姆斯和巴赫情有独钟?

王健：不能说我偏爱勃拉姆斯或巴赫，我没有偏爱谁，我喜欢的是经典。有几首流行歌曲经过几百年还有人在唱?但是古典音乐经过了时间的沉淀，能留下的都是好音乐。披头士的音乐能留下来因为它们是经典，贝多芬的音乐更是如此。

留学生：正如你刚才所说的，每一个古典作曲家都有他自己的灵魂，你如何来处理他们之间细微的区别?比如你如何来演绎你的巴赫?

王健：巴赫我们说他是古典音乐之父，他的音乐可以用“原始”这个词来形容。原始的同时，他也是最纯真、最精炼的。比如说你听柴可夫斯基，他的音乐仿佛现代的小说，会有一些故事情节，会有一些千变万化的描写，与之相比，巴赫就是唐诗宋词，因为他很简练，他不会讲一个复杂的东西。但正因为他的简单，才变得更加深奥，才更加能激发你的想像力，更加的纯真。每件事都有它的两面性，巴赫的音乐就是这样。就像一座建筑，没有将屋顶造好，只是建了几根柱子，每个人和巴赫都不一样。

留学生：那么在你看来，一些炫技的音乐比巴赫的音乐是否更容易?

王健：是啊，大提琴没有帕格尼尼，其实帕格尼尼是很容易的，只要把这些音都拉到就可以混过去，但是话说回来，有的人能在帕格尼尼中找到自己，能把它演绎得很动人，这是更高的境界。如果能在帕格尼尼的炫技音乐中找到一个精神的世界，那他就是一个伟大的音乐家。

留学生：我看到你的曲目还是比较传统和古典，有演奏过勋伯格之后的现代主义作曲家的作品吗?

王健：我演奏过，但不多，近期演奏过几位中国作曲家的作品。我个人认为勋伯格走的是一种理论化的道路，那是死路一条。因为他们违反了音乐发展的正常规律，音乐不是理论的产物，不是科学的追求、数字的计算，音乐要纯粹用音乐来打动人，如果把这一点丢弃了，去做一些违背美学的音乐，在目标上反其道而行之，那就等于是自杀。所以现代音乐作曲家有很多人自杀了，这些人很可怜。我觉得，勋伯格本人是一位非常有才能的作曲家，他的性格和探索使他研究十二音作曲法。但是勋伯格之后的一些跟风者，是因为他们的无能，才抱着这样的遮羞布，这是很简单的一件事。

意大利有一位写电影音乐的作曲家叫马利考尼。他的写法完全是古典时代的写法，很老派很保守，并没有什么创新精神，但是很动人，大家听了都觉得很有感受。从这一点就可以发现，说什么以前的手法已经过时了之类的言论，这是他本人虚弱的表现，因为他没有本事写这样动人的音乐，他要拿一套破理论来遮羞，用理性来控制感性，最终注定不会被大家接受。

有些流行音乐确实是垃圾

留学生：你是DG唱片公司旗下的音乐家，爱乐者心目中，DG唱片公司出品的唱片都是品质的保障，你觉得它们效果如此出色主要原因何在?

王健：一流的设备、一流的录音程序和一流的演奏家，保证了整张唱片的质量，精益求精，一遍不行来第二遍。很多唱片公司没这个精力，也没这个经费，但是DG非常仔细。

留学生：两获提名两度惜败格莱美，有怎么样的感受?有人对格莱美提出批评，认为用一个流行音乐的奖项来评判古典音乐并不专业，你怎么看?

王健：其实我对格莱美真的不是很了解，他们怎么评论我我都搞不清楚。怎么说呢，如果能够赢得格莱美奖当然是种很大的荣誉，而且确实有很多赢得格莱美奖的古典唱片很优秀，但是话说回来，也有很多赢得格莱美奖的古典唱片很一般。我特别喜欢的一些音乐大师也没有赢得格莱美奖，这怎么算?夺得格莱美奖最多的指挥家不是卡拉扬，是索尔第，他曾经夺得五六十个格莱美奖，那是很惊人的，但卡拉扬好像没有几个格莱美奖，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我不是说索尔第不好，但他不见得比卡拉扬更了不起。如果仅仅以格莱美来评价一个音乐家，那么我们就会得出这样一个可笑的结论：索尔第要伟大于卡拉扬三四十倍，这话很难说的。我觉得艺术没有这样的衡量标准。从一个乐迷的角度来说，你千万不要去管奖项之类的意见，只有你内心的感动是真实可信的。

留学生：你觉得内地的音乐教育和西方比较起来差距在什么地方?

王健：我觉得内地的音乐技巧和乐理的教育是没有问题的，最大的问题是音乐在社会上的位置的问题。音乐对于西方世界是一种精神的追求，不光是技术的问题。但是在中国，音乐没有这个位置。大家去听音乐，就好像到场子里去看戏，中国人的追求，主要还是在文字上，这是无可否认的，但是中国人没有用音乐来追求精神生活的习惯。

中国的古代音乐传统在元朝就断了。宋代之前中国文人确实有音乐方面的追求，跟道教有关系，但是蒙古铁骑一来就斩断了这个传统。所以很多中国的听众、家长和学生都没有这方面的意识，他们更多地将此视作一种娱乐，或者一种哗众取宠的东西。这就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在西方，他们会知道，音乐是寻求内心的美，去幻想一种新的世界。出发点不同，学习的目的当然也就不同。很多中国的听众还不了解这一点，很多学习的琴童也不了解这一点。

留学生：迄今为止，你和许多国外一流的交响乐团合作过，你觉得和他们合作的话在音乐上的投入是否会更流畅?

王健：那也要看什么样的乐团什么样的指挥，不能一概而论。普遍来看，一些世界名团，比如柏林爱乐、维也纳爱乐这样的伟大乐团，从整体上肯定要优于我们国内的乐团。

留学生：近期国内古典音乐界有一些声音，觉得国家在古典音乐方面的投入还是少了，你怎么看?

王健：我觉得从政府的角度来说，欧洲政府的态度是绝对值得借鉴的。美国政府对古典音乐毫不支持，完全市场化，但美国的法律非常鼓励公司来赞助古典音乐。欧洲的政府更直截了当，把钱就给你了。这还是我刚才说的，和音乐在社会上的地位有关，在德国，他们不可能取消对音乐的支持，德国人认为音乐和国民的身心教育是一致的，不可能把这块的预算削减下来，因为他们觉得这样一来人的素质会下降。对美的追求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如果不追求美，就不会有自己的灵魂，那么这样的人会是一个好的公民吗?

如果大家都有对美的追求的话，对社会是一种改观。这是我坚定的信念。一个国家如果光追求钱，不追求文化——所谓的文化就是对美和高尚的追求——那么这个国家永远不可能有大的进步。法国人为什么有一种优越感?不是说有钱，不是说拿破仑的军队有多么了不起，而是法国巴黎的艺术氛围让人心醉。意大利、德国都是这样的。中国有底子，应该可以对美更敏感一点。国家质量，音乐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对音乐的欣赏、对音乐的追求对人的素质是一种刺激，不是说音乐能解决问题，绝对解决不了问题，但是它能改变一个人对事情的看法，改变一个人对质量和崇高的追求。

现在的学生，唯一的问题是不真

留学生：你刚才是从国家的角度来谈音乐，那么从个人的角度来看，要将音乐演奏好，是否首先要培养的是个人的品格?

王健：我想也不一定，我也没有修炼过个人的品格，但是有一点很重要，你的音乐首先要反映出你自己的心;第二，要做一个好的音乐家必须有一个很敏感的心灵，否则那是不可能的。

留学生：这个“心”是古典社会的真善美标准?但是从现代社会的角度来看，欲望也可能是一种真实，这种真实在古典社会和古典音乐中可能是被抑制的，但是在现代社会却如此真实，你是说要抑制这种欲望的真，还是说也可以反映这样的内心?

王健：我可能不喜欢这种真，但是我起码会承认这是种真实的表现。摇滚乐、流行乐如果真的唱出那种愤怒、力量、抗争，我承认，虽然我不喜欢这样，但是只要它能打动我，我就认为这是好的音乐。古典音乐里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每个作曲家都会引发不同的感觉，这要看每个人的性格，我演奏会有一批人喜欢，另一批人就不喜欢，因为他们的生活和我不一样。但是他们会承认我是“很真”的，会承认我是在真心地表达。他们会感觉得到。

留学生：你现在也开过很多大师班教授学生，你接触下来，觉得这些学生在音乐的感受力方面是否相当不错?

王健：当然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我只能说一种很大概的感觉。如今的学生比我们聪明，比我们懂得多、听得多，大部分基本素质都要比我们好，但是唯一有一点有问题的就是他们不真。他们不知道音乐是做什么的，在音乐面前，你是不能装假的。你可以平时很油滑，很会社交，但是在听音乐时，你必须将心眼打开，不能把面具戴上。每个人在社会上都有个面具，这些学生呢，拉琴的时候，这些面具还不肯摘下来，这就问题很大。可能现在社会太复杂了，物质生活比较丰富多彩的时候，往往会有这样的问题。人越穷，越纯真，这个面具就越小，一下子就可以把面具扯下来，比较赤裸裸。而物质生活就是为了保护自己，这很简单，就是为了不让别人伤害自己，这是正常的，在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我也反对那些“音乐痴呆”，完全把心敞露在别人面前，那样自己会很痛苦。

留学生：你不是通过参加国际大赛成名的，国内很多老师和学生都把参加国际大赛视作非常重要的工作，如果能得奖也是一件好事，你怎么看待这样的应试教育?

王健：比赛是很好的成功渠道，能引起大家注意，会有演出的机会，这我坚决不反对，我觉得这很好。但是要对比赛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在比赛中得奖的人是一个妥协的产物。怎么会这样呢?因为所有的评委都有自己的看法，往往争到后来，大家都能同意的结果是“妥协”。真正有感染力的音乐都是有争议的音乐，要得奖的话往往需要研究，如何走中庸之道，谁也不得罪。我想我也能教出这样的学生。但是得了奖之后可不能再这样来演奏了，你一定要演奏出自己的感觉，不能怕得罪人，否则你的音乐无法站住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