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星，古生物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古脊椎与古人类研究所古生物学家，曾被《自然》杂志评论为“给化石命名最多的、活着的古生物学家”
徐星，古生物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古脊椎与古人类研究所古生物学家，曾被《自然》杂志评论为“给化石命名最多的、活着的古生物学家”
从早些年残忍冷血的鳄鱼家亲戚，到今天广为人知的鸡和鸽子的共同祖先，近些年来每隔一段时间，关于恐龙的一些认知就会发生一些颠覆性的变化：恐龙有长着四个翅膀的！恐龙有长着羽毛的！恐龙有睡觉的姿势和鸟类一样！被写进教科书的始祖鸟，很有可能并不是最早的鸟类，而仅仅是一种小型恐龙！这些带给人们颠覆性认知的，都会指向一位中国的古生物学家，他就是徐星。
徐星，1992 年获得北京大学地质学系古生物与地层学专业学士学位；1995 年获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IVPP）古脊椎动物学专业硕士学位，并留所从事研究工作；2001 年在美国纽约自然博物馆从事短期研究工作；2002 年获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古脊椎动物学专业博士学位；2003 年起任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
徐星的研究工作涉及分类学、系统学、形态功能学、古动物地理学和骨组织学等诸多领域。在分类学方面，已发现和命名恐龙新属种达30 余种，包括世界上已知最早的暴龙类、镰刀龙类、窃蛋类、伤齿龙类、驰龙类以及角龙类的化石，世界上第一个保存睡眠信息的恐龙标本，世界上最小的甲龙标本，世界上最小的成年非鸟兽脚类恐龙标本，世界上最早的虚骨龙类化石和世界上最早的保存羽毛的非鸟恐龙化石。
出乎意料的是，在最开始上学的时候，徐星并不是想学古生物学。徐星说：“我小时候想过当和尚，一代高僧，云游世界。这是一个很认真的想法，我一直对宗教、哲学很感兴趣。初中开始我想当科学家，物理学家。那时候就觉得科学就是物理和数学，其他就没有听过了。”
1988 年，徐星来到北京大学报到，才知道自己的专业是地质系。因为当时的他对古生物并没很感兴趣，他没有很专注地学古生物，反而读了其他的好多书，还跑去人大旁听了三个月的经济学课程。“后来上了我们所（中国科学院古脊椎与古生物研究所），头两年也确实不想读，就自己学编程。直到最后一年，要写论文，很幸运的是我有几个很好的标本可以研究，让我觉得很有趣，同时也很有一些成就。这个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下子就彻底进入到这个行业了。”
提起古生物学，公众有兴趣的不算特别多。然而古生物学研究却让徐星着迷。徐星说：“古生物学研究其实是个非常枯燥的事情。很多时候，你实验做了，数据也收集了，但是真落实到一篇文章的时候是很枯燥的。比如你做系统发育分析，就是填格子，数以千计的格子需要你去填，相关信息是通过一篇篇文献和一件件标本获得的，非常繁琐。不过，偶尔也会有很庆幸的时刻，比如你在野外发现了一个新的化石、标本。还有就是当你的文章终于写完了或者到达某一个节点的时候，偶尔，非常非常偶尔，觉得自己对这个学科，比如鸟类起源，还是做了点东西，会有种庆幸。”
关于徐星的学术成就，《自然》杂志在2012 年曾经给过一个简短的评论：“徐革新了恐龙进化研究，帮助中国成为古生物学的动力室。他已经给60 多个物种进行了命名，比今天其他任何一个在世的脊椎动物古生物学家所命名的都多，并且他今年（2012 年）只有43岁。”往更早些时候回溯，他的故事更为传奇——他纠正了1999 年美国《国家地理》有关“古盗鸟”的错误报道，避免了错误知识的传播。此事也成为古生物历史上最著名的事件之一。当然，他所坚守的并不影响他在2001 年入选美国国家地理学会的“丰田计划”，此计划由丰田公司资助，面向全球田野生物学、考古学、气象学和古生物学等领域中的新锐科学家捐助巡洋舰越野车。徐星成为全球11 位入选科学家之一，也是亚洲唯一入选的研究者，时年32 岁。
化石中蕴藏的秘密，是一个个流传了亿万年的传奇。“化石不会说话，”徐星的同行、美国卡耐基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古生物学家罗哲西说：“需要一个有洞察力的古生物学家来讲述其中的故事，而徐星是一个善于讲述精彩故事的人。”
徐星获得了“第九届中科院杰出青年奖”，对新疆准噶尔盆地戈壁地区连续7 年的野外考察，该地区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中晚侏罗世过渡时期的陆相化石点，他在辽宁西部的野外工作导致了许多极其重要的脊椎动物化石的发现。他已发现和命名恐龙新属种20 余种，是世界上命名恐龙有效属种最多的学者之一。他在暴龙类、镰刀龙类等的形态学、分类学等方面的成果被评论为引发了恐龙研究领域革命性的变化。他有关鸟类起源及羽毛和飞行起源的研究被有关评论誉为里程碑式的成果，发现的四翼恐龙被认为是和始祖鸟一样重要的物种。他纠正了1999 年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有关“古盗鸟”的报道错误，避免了错误知识的传播，成为古生物历史上最著名的事件之一。
徐星对这些溢美之词却看得很淡：“从学科上来看，命名代表着你给古生物学带来一些新的信息，不过最关键的还是你怎么用这些信息。例如我们命名了化石之后发表了，外国的研究人员马上可以做更细致的工作，甚至把你的工作都掩盖了，所以我们也经常面临这样的困局。但是国际间的交流也有好处，会带来一些新的想法、新的主意，激发我们的思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