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的他，平凡却不曾放弃，在联合国十数年磨一剑；现在的他，成功仍不忘初心，探索的脚步迈向世界。
徐浩良，1979年至1983年就读于中国同济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桥梁系，后在美国史蒂文斯理工学院获得管理学硕士学位。1996年，徐浩良获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国际政策分析与管理硕士学位后进入联合国工作。2013年8月13日，被前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任命为联合国助理秘书长、UNDP助理署长兼开发署亚太局局长。目前，徐浩良是非中国政府委派的在联合国任职的最高级别的中国籍官员
徐浩良于1979至1983年就读于同济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桥梁系，毕业后的他很自然地留在了国内大学任教。1988年，徐浩良毅然决定远赴美国留学。之后，他在美国史蒂文斯理工学院（Steven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顺利取得了管理科学硕士学位。
1993年底，当时还在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攻读国际政策分析与管理硕士学位的徐浩良，在开发计划署找到了一份实习工作。因为非常努力，实习结束后，他获得了一份为期15天的聘用合同，这是他在联合国工作跨出的第一步。自此开始了他的联合国之路。“15天合同到期后，再续15天，后来延长到30天，再又延长到3个月，就这样通过不断续签短期合同，逐渐在联合国立住了脚。直到有一天，我获得了一份驻哈萨克斯坦的合同，为期2年。”
1999年年底，在联合国工作了5年的徐浩良终于拿到了与联合国签订的正式合同。
2007年，联合国秘书长任命徐浩良为联合国驻哈萨克斯坦协调员，这是联合国历史上第一位、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位中国籍的驻在国协调员暨代表。任职期间，徐浩良在当地领导开发了2010至2015年联合国发展援助框架，“大力提倡千年发展目标作为重要的国家政策框架，并与这个迅速发展的经济体之间建立起有效的新的合作伙伴关系”。此外，他还先后担任过开发计划署驻巴基斯坦主任、驻东帝汶高级副代表以及驻伊朗副代表等重要职务。自2010年起，徐浩良开始长期担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欧洲和独联体局副局长一职。
2013年8月13日，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任命徐浩良为联合国助理秘书长、UNDP助理署长兼亚太局局长。当时，联合国新闻稿对徐浩良的工作予以了高度评价，称他“多年来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提供了杰出服务，并因此在各种岗位上担任领导职务”。
时至今日，徐浩良已为联合国工作二十余年，是非中国政府委派的在联合国任职的最高级别的中国籍官员。从实习生到正式员工再到非中国政府委派的在联合国任职的最高级别中国籍官员，徐浩良表示工作不单纯只在于稳定高薪，更重要的是一直在路上的勇气。
工作之余，徐浩良还一直心系祖国，为国家发展积极建言献策。他曾对中国西部经济发展和建立新型的中国—联合国关系提出建议，并大力支持中国年轻人加入联合国，在联合国成长发展。
从自费留学生起步，从工科到文科，从实习生奋斗到联合国高级官员，徐浩良凭借着自己坚持不懈的努力为其国际职业生涯平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留学生：据了解你之前是学土木工程专业的，为什么会想到转学其他专业的呢？
徐浩良：土木工程专业我是在国内70年代末80年代初学的。80年代中期，计算机在土木工程专业的使用和发展非常很快，包括计算机辅助设计、利用计算机设计的汉字化等。所以从工程设计的角度来讲，很多事情都可以通过计算机来做。但是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我更希望做一些管理性的工作，而土木这一行业的工作性质毕竟是比较具体的、搞工程的，于我而言，我希望能够有机会再多学一些东西。另外，80年代末的中国刚刚改革开放不久，在国内换工作还是比较困难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就想到去国外留学，留学以后再找机会转行。我当时是先按土木的这个专业去申请国外的研究生的，到了美国以后才转为管理专业。
我在史蒂文斯理工学院学了管理（当时的管理称为“管理科学”）以后，在自己毕业开始考虑要找一份什么样的工作时才发觉管理的工作方向无非是管理工程之类，这些不是我要工作的性质，我想要做更广阔的、比较重要的事情，虽然自己当时还不是很清楚，但我知道这些不是我想要做的事情，于是就决定再到哥伦比亚大学去读书。当时看了很多材料，到底学什么，看来看去觉得国际关系是我想要学的，然后就通过自己的努力进入到了哥伦比亚大学。
留学生：初到美国，你面临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徐浩良：刚到美国的时候遇到过很多困难。其中主要的困难就是当时没什么钱嘛，都是借别人的钱来用的。在美国留学没有什么钱，是非常吃力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当时财务上的压力很大，需要去借一些钱来生活（其实，我到美国后的第二天就已经开始工作了）。另一个困难就是语言问题。因为我当时英语完全是自学的，没有上过任何正式的课，所以考试成绩不是很高。尽管最终考试通过了、被录取了，但是上课的时候英语却听不太懂，压力很大。为了克服这个困难，听不懂时候我会把老师的发音记下来，下课翻字典，想办法把它查出来。所以，我从最初老师讲话一句都听不懂到后来逐渐地适应了这种教学。
留学生：你认为美国在学校教育方面有哪些值得借鉴的地方？
徐浩良：我不是很了解中国现在的教育怎么样，但是和当时作比较的话，我觉得在美国读研究生的时候，作为一个学生，学校给你的学习空间非常大。上课只是你学习的一小部分，很大一部分都需要你自己去思考、找材料、写东西（每门课都要写不少东西）。上一门课你至少要读十几本、二十几本书，所以我觉得我当时上一门课读的书比我一年读的书还要多，我对这个印象很深刻。在美国学校，有很多东西是要靠你自己去学的。你可以看两本就写一篇文章，也可以看二十本书写一篇文章，这就看你自己想追求到什么程度。但对我来说读书这件事是有很大的困难的，因为我大部分时间还要打工，所以读书的时间确实不一定能挤出来。
留学生：能谈谈你在美国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是什么吗？它对你今后的职业生涯有何影响？
徐浩良：实际上，在美国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和我以前的实习工作是紧密连接的。当时，我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一个部门找到了一个实习岗位。在实习期间，对合作、发展等方面了解的比较多，也希望将这一领域作为自己职业发展的方向。后来，因为我工作性质的问题、工作的需要，在实习结束的时候就获得了一份15天的短期合同，接着开始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地延长。所以说我当时的第一份工作（在联合国实习的机会）到后来就转变为在联合国短期工作的机会，通过自己的努力又逐渐地将它转变为了长期工作的机会，一直到现在，我已经在联合国工作二十多年了。
留学生：你从最初的实习岗位做起到现在已为联合国服务二十余年，支持你一路走来的动力是什么？
徐浩良：可能跟教育有关吧，因为我从小学到大学都是学生干部，所以保持最好，这对我来说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不管是读书，还是工作，有机会的话我当然希望能够做到最好。但是在联合国工作期间，自己并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毕竟中国人在联合国任职的人数不多，升迁的人也很少。所以我当时（包括自己在任职助理署长、助理秘书长等职务时）的动力是作为一名中国人，我要通过自己努力把这份工作做到、做好。我觉得一是要追求专业，二是要全心地、尽力地做这件事情。
留学生：中国在联合国任职的人数大概只占联合国职员的1%”，属于“任职人数偏低”的32个国家之一。你认为影响中国职员晋升的原因有哪些？
徐浩良：第一个原因是现在中国人在联合国任职的总体人数相对比较少。这与中国作为会费缴纳大国的地位以及对联合国的贡献明显不相称。第二个原因是中国在联合国系统任职的高级管理人员不多。这就需要一大批的低级人员通过机会升迁来晋级高级职员。从总体来说，中国在联合国任职的低级、中级人员不多，所以晋升高级职员的人数也就相对较少。第三个原因可能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关（比较偏重文稿）。我们自幼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形成了“凡事要低调”“枪打出头鸟”等思想意识，这在不同程度上可能会对个人在国际机构的行为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但事实上，国际机构中的组织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不尽相同，它比较注重外向型人才，强调主动争取机会。所以在国际机构工作，不是说你把本职工作做好就可以了，还要求你具备较强的学习能力和公共表达能力。第四个原因是人际关系的问题。不管是国内机构还是国外机构，都要处理好这个问题。所谓人际关系问题，我觉得最根本的体现主要是价值问题，并不是说你一定要搞“关系”。关键是你要了解这个体制文化，因为它大部分会体现出你的价值。我觉得中国人在这方面是有一定的欠缺的，但是随着现在大家对国际体制的熟悉，这个情况也在慢慢地改变。
所以，对于有志于到联合国工作的中国青年，我能给出的建议只有三条：一是工作一定要做最好，超出别人的期待；二是不能完全中国式埋头苦干，要敢于表达自己，让他人认识到自己价值；三是要真诚尊重别人，善于与人交流，建立并经营关系网络。
留学生：你在联合国工作期间有哪些印象比较深刻的经历？
徐浩良：我觉得印象最深的是牵涉到人的问题，因为我的工作是搞发展，所以最根本的是要帮助普通老百姓，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你搞政策、搞法律、搞试点、搞项目等等，这和人的生活都是相关的。所以，我这里就讲一些有关普通民众的经历吧！
我清楚地记得2006年在越南工作的时候曾接触过一些来自阿拉伯国家的难民，不管当时是出于政治原因还是经济原因，这些难民被迫背井离乡、流离失所的经历和苦难对我的印象非常非常深刻（他们所想要追求的不过是一个安全的生存环境、一个偏远地区人们的正常生活 ）。当时有一个十几岁的小女孩到联合国寻求帮助，跑了很多次，可能是因为正常的途径解决不了，所以她就跑到了我们这里，当时我就去见了她。我觉得作为一个普通人，自己有义务去帮助她，后来的一两个月也就忘了这件事情。但是，当这个女孩最终拿到加拿大移民的签证时，她又跑来见我，送给我两本书。她对我说，“我们家在逃难时，我就带了这两本书，这也我最宝贵的两本文学书，现在我把这两本书送给你留作纪念”。再后来她就去了加拿大。这段经历于我而言非常深刻，自己从来没有忘记过。因为我只是帮助她解决了一点点困难，这个小女孩她就把自己的精神食粮也是自己最看重的两本书送给了我，我觉得这就是人与人交流的基本。
还有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难民（包括因自然灾害、战乱等造成的难民），在电视上也经常看到一些难民营等，往往感觉触动很大。但是，我想说的是你在电视上所看到的和你的亲身经历完全是不一样的。2005年，巴基斯坦经历了一场7.6级的大地震，死亡人数超过7.3万，近7万人重伤，350万人无家可归，将近100万住房损毁。我们在帮助当地居民重建家园、救灾援助等方面都做了很多工作，建立了当地官员和居民的联络网，50%被毁坏的家园都是由我们来重新建造而成的。在灾后重建过程中，我亲眼目睹了很多难民面临着被迫迁徙的一个状况，当时内心的触动很大。当自己经历过难民的生活以后，再看国际上发生的一些事件时我往往会更加地感同身受。这些经历于我而言影响很大，我现在更能感受到难民生活的那种艰难、无助、绝望。
留学生：去年习主席在联合国发展峰会上发表演讲、出席并主持全球妇女峰会、向联合国赠送“和平尊”等活动，一度引发海内外舆论的持续关注和热议。你个人是如何看待中国在参与联合国事务方面的角色转变的？
徐浩良：当时习主席在纽约的访问我觉得是很成功的，主持了一系列的会议，宣布了一系列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具体措施。例如，为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未来5年中国将向发展中国家提供“6个100”项目支持（包括100个减贫项目、100个农业合作项目、100个促贸援助项目、100个生态保护和应对气候变化项目、100所医院和诊所、100所学校和职业培训中心）；向发展中国家提供12万个来华培训和15万个奖学金名额；为发展中国家培养50万名职业技术人员等等。此外，包括设立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向世界卫生组织提供200万美元的现汇援助等举措也都吸引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中方作出的种种许诺，对于提高中国在参与联合国事务中的大国地位应该有着很深远的影响。
另外，我认为比较重要的一点是，通过联合国多边渠道来实施一系列的措施，特别是南南合作的项目，当时习主席还特意主持了一个峰会（以前中国在参与国际事务时主要是通过双边途径来处理的，现在明确提出要通过联合国来发挥作用）。我觉得这是中国在参与联合国事务方面的一个重要转变。
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在变化，中国在联合国的地位也在变化。从我个人的经验来讲，我刚加入联合国时大家都说中国在将来会是一个很重要的国家，现在大家是这么说的，“中国已经是个很重要的国家”。
留学生：在“2016全球治理高层政策论坛”上你曾发表重要讲话，那能不能告诉我们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怎么看待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你个人又是何想法？
徐浩良：我觉得这个问题要从几个方面来看，首先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愿景，实际上是对中国的发展和对参与国、“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发展，是一个共同合作、互盈互利的项目，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此外，中国不管有没有联合国的参与，它都会去推进“一带一路”的发展，因为中国政府和其他国家的一些参与政府，都认为这是对他们的发展颇为互盈互利的一件事情。那我们的参与我觉得是可以帮助中国政府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府，把“一带一路”的投资和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更紧密地连接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