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企金领禹风：不要用有限的生命做空洞的事情

禹风，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后有过11年的新闻生涯，后辞职到法国留学。巴黎高等商学院毕业后，先后主持过四家大型跨国企业中国区公共事务部。

印度火车站就像电影上所描述的那样真实，一如既往地嘈杂，人头攒动，刺耳的汽笛声总是与难以辨别的异味混杂在一起。异国游客要在站台上打发漫长的晚点，总算上了车，从不报站的火车也从不给人安全感。“好险!再晚半秒，我们都上不了车。”多年以后，禹风仍把那次印度之行当做最特别的旅行。

“如果那次没有赶上火车，整个行程都会被打乱。”禹风与太太先后走过37个国家，护照都换了好几本，上面密密地盖着各国花花绿绿“个人旅游”的印戳。夫妻俩会在地图上选择好奇又有趣的地点，然后待上一个月。

2004-2013年，禹风先后主持过包括一家全球最大奢侈品集团在内的四家大型跨国公司中国区公共事务部。一年前，禹风还供职于一家全球财富500强的餐饮集团，任集团中国区公共关系总监。现在，他已从一名外企金领，做回纯粹的写作者。说“做回”，是因为写作在其生活中一直延续：2006年出版以留学生活为真实背景的小说《巴黎飞鱼》，2013年出版小说《假面舞会》。

2014年初春里的寻常一天，《留学生》记者在广州见到禹风。他语速不快，普通话里夹着温柔的沪上腔调，但答案却往往与之相对，总会犀利。得益于长年与媒体打交道的经验，他总能快速应对记者抛出的问题，用词精准，会向你阐释上海法租界遍植的“法国梧桐”，名字只是误传，实际上却是英国梧桐与美国梧桐的杂交品种，当你还沉浸在他细细织就的故事情节之中时，他的回答又戛然而止，不再多说半个字，等待下一个问题。他给《留学生》记者看自己书房的照片，靠窗位置摆着圆形书桌，另外三面都是书橱，他还给书房开辟了一座小小的阳台，沉陷在一片绿地里。

多次上演“变形记”

相较于当企业高管时拥有对旅行“说走就走”的保障，《留学生》记者对禹风如今无业的选择有些疑惑。“现在是没有收入的，作为一个人不可能没有害怕，以前的生活很稳定，但是我把它扔掉，这当然有恐惧。”禹风对现在与过去物质生活上的落差感受很真实，他对此并不讳言：“我必须一边争取时间写作，一边想办法Make living(谋生)。但现在赚钱比以往困难很多，而且没有保障，要想着这个月的钱怎么筹集，怎么解决。有人请我写东西，许诺付多少报酬，做了很多研究，写了一大半钱也没有拿到过。永远它都在眼前，但永远不知道别人到底给还是不给。”

“赚钱和写作当然没有孰高孰低，但是，高收入?”整个采访过程中，禹风却始终没松口承认外企是一个拥有高收入的地方。“这个很难讲，我反对用高收入来概括在外企工作状况，这实际上是一个误读。”他举了一个例子，某美国跨国公司中国区董事长，去年年报披露其年收入高达1600万美元，“和他比，我们一粒米都算不上。”

好像总是走到一片开阔的平地却又转入一条曲折的小径，离开外企，并不是禹风第一次上演的“变形记”。

上个世纪90年代，新闻系毕业的禹风在一家纸媒负责新闻采写，1993年代表报社赴日采访七国峰会，1996年考取德国亚欧记者交流的机会，在科隆《德国之声》开《中国记者看欧洲》专栏。“我是怀揣着得普利策奖的理想当了记者。”禹风说11年的新闻生涯突然让他意识到，这里只有韬奋奖：“这个落差让我想要重新选择，但这并不是一种无奈，我宁愿重新开始，也不愿意继续呆下去。”2001年，他选择了辞职。

“辞职后很多人跟我说，你从一座小山的山顶上仰望一座高山，想去那里只能先下山，也许下了山就再也上不了山，但我当时觉得风险是可以承担的。”那年禹风33岁，赴法国索邦大学学习法语，全身心地当起了“大龄留学生”。2003年他考取巴黎高等商学院MBA。为期16个月的MBA学习结束后，他接受了一家美国大型跨国公司驻北京的工作，担任该公司中国区公共事务与政府事务总监，顺理成章回了国。

禹风对《留学生》记者说自己对外企并没有留恋，这不过是人生路上一座使人好奇的码头，通过它才能增长阅历：“我觉得该学该理解的都够了，再做长时间，在生活经验上没有太多长进，换一个地方也增长不了太多。”同时他也承认有一点是外界所不能体会的：放弃报社和放弃外企，对个人是很大的挑战。“真正的困难不在于离开，而在于选择了一种没有保障的生活方式。”他说。

选择巴黎 那很正常

留学生：当初为什么选择留学巴黎，并且弃文从商?

禹风：这有一个小插曲，我本来准备沿着新闻这条路走，最开始申请的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新闻系研究生，教授打电话来问：将来毕业之后能用非常优秀的英文写作吗?为主流的媒体撰稿?他提醒我慎重考虑，如果认为将来可以达到这个水准，那就录取我。我想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也不能解决，他的提醒很及时。随之而来的失落感是觉得新闻这条路走到头了，怎么办?过去工作还有一些资源，那就带着这些资源去读MBA，再后来到外企去发挥。实际上改换了视野方向，变成一个实用性的选择。去巴黎首先是因为我更喜欢欧洲，有哪个地方可以和巴黎相比呢?

留学生：留学生活有难度吗?

禹风：刚到巴黎第一个新生欢迎会上，大家都一堆一堆在说话，我从来没有学过怎么走过去加入一场谈话，一开始就遭遇了困难。中国人是这样，生怕讲错一点面子都没有。但在这里你的价值就是把你的意见说出来，对错是另一回事，而中国同学和日本同学总是最含蓄，这一点必须改变，否则就无法生存。 MBA读得很辛苦，每天只有五六个小时睡眠，其他时候就拼命啃法语课本、英语课本，加上我是文科生，很多东西都是从头学起，包括基础的财务课、金融课。一些同学已经做过很多实务工作。我学得比较好的是项目管理，法国老师当时给我很高评价。但整体来说，在异国的高等学府里，我并不是出类拔萃的学生。能够跟上节奏我就成功了，后来成绩也比平均分高很多，好不容易。

留学生：学习过程中，外国同学给你留下什么印象?

禹风：印象深的是法国同学，学习没有任何虚荣的成分，是为了技术而学习，只是为了明确这个东西如何运作，然后再落实到工作当中。每个人的思想方式都这样，整个法国都是一个学术氛围很浓的国家。而且法国人喜欢充分交流，经常会互相打断的，但说的都不是废话，只是为了探讨。

留学生：读MBA期间受到的启发是什么?

禹风：所谓的敬业精神，做事一定要心无杂念，要无限地认真才能把事情做到尽善尽美，所以现在为了写小说，我要把工作辞掉，让自己沉静下来，全身心地投入。另一点很重要的是职业精神，用中国人现在最容易接受的方式打个比方，假如一件事并没有钱赚，在决定不做之前，你还是全身心地去做，这就是职业精神。职业精神的原则和职业道德有关，所以我觉得有职业精神首先要保证你是一个有道德有品位的人。我们往往差的不是职业精神，是道德。我33岁时在巴黎受到的教育肯定会影响我一生。在这点上，它给了我一个标范。

留学生：毕业之后有没有考虑过留在巴黎工作?

禹风：想过，但还是语言的问题，假如法语不能说得跟法国人一样好，工作上很难做相当于你本身能做的水平。虽然我很喜欢巴黎，但本来就应该回国，如果只是因为国内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就移居他国，你会迷失的。

有限的外企生存期限

留学生：在外企工作10年，你怎么看待那里的企业文化?

禹风：我觉得一定要非常犀利地来看“企业文化”这四个字，它是一种特殊体系与行为规范的集成，不管用多么正面的文字或态度来描述它，目的都是让企业的雇员尽可能多地发挥主观能动性，创造尽可能多的价值。企业是为挣钱而存在的组织，终极目标是盈利。资本家实际上就是寻找从你身上榨取最大价值的方式，没有一个企业文化是真正很“文化”的东西。

留学生：你曾先后担任过四家大型跨国企业的高管，这个位置适合你吗?

禹风：高管是褒义称呼，我觉得不要把这个高管的“高”太当回事。企业里不存在什么高，因为每个人上头都有一个老板，全球最大的老板上面也有董事会。虽说你可以指挥千军万马，但同时也在被人指挥。所以当高管跟我的人生追求相比不重要，这些都是体验，我真正要做的就是写作。可能不会成功，不会有很多人来看书，或者商业赚不到钱，但完成它就是我要做的。

留学生：在外企工作是何种状态?

禹风：因为过去媒体的工作积累，我做公共事务会有不同的资源，主要是围绕危机管理来开展，实际上是游刃有余的。但这是个双生问题，只是一个专业主义者，想着发挥专业能力，公司应该对我很满意，但事实上公司是充满政治与商业平衡的组织。实际上公共关系部在公司里并不直接赚钱，而是花钱，是解决麻烦的部门。在这个过程中，很难去和公司其他直接盈利的部门统一，从我专业的角度而言，希望他们能够吸取经验教训，避免此类事情的再次发生，但对内这就永远不会平衡，对外你运用了很多资源得不到回报，而且会被消耗。

留学生：那是不是可以转去其他部门?

禹风：这不可能，在外企里你做什么专业就是什么专业。如果换一个真正合乎外企逻辑的路径，应该是从总监升职到副总裁(Vice President)，但这是一个本质变化，收入会直线上升，整个24小时也会全部卖给公司，更重要的是，你的立场也全给公司，必须是公司政策坚定的贯彻者，没有任何自我。所以对我来说不合适，我并不是做负面解读，只是说一个理想主义者在企业中，他能很好生存的期限是有限的。

留学生：有没有给自己在外企的生存期限?

禹风：有期限，但并不是定死的。曾经中学到大学试图写东西，但缺乏足够的生活体验，和平年代生活是较为平乏的，很难在年轻的时候得到可写的东西。过去在媒体工作像一个半舞台，既非明星，也非观众，位置比较尴尬。在外企是经历特殊的环境。如果再工作更长，对生活经验上没有太多长进。

要做的就是记录这个时代

留学生：这14年来你思想上最大的转变是什么?

禹风：我从巴黎学习开始就接触到各种各样不同的想法、文化和立场。你碰到那么多立场各异的人，要和他们一起生活，同时也就拥有了生存的能力。然后从企业中那么多不同利益、立场的部门培养出一种能力，什么能力呢?是不为所动的能力。第一，不会被别人引诱去做你不应该做的事;第二是不为自己的感受所动。如果对事物有负面的感觉，但能把负面的感觉表达出来吗?我认为不行，因为要学会与客观存在共存。

留学生：生活的不断向前与变化让你纠结过吗?

禹风：这个问题我也问过自己，当我现在回顾，就很清晰。说实在的，有的人天生就是理想主义者，要在生活中不断寻找理想状态，做自由而无用的灵魂。 所谓“自由”，是思想与学术、甚至生活观念，能在无边的时空中恣意游走，“无用”则是对现实功利的疏离。

留学生：怎么看待年龄与写作能力的关系?

禹风：苏童为我第一本书《巴黎飞鱼》写了封面推荐，他当时问我年龄，我告诉他之后，他说我还有十年可以写，因为他认为50岁以后人的写作能力和激情会下降。虽然我不在乎这个结论，但他的话提醒我，不管写作能有什么结果，我要做的就是记录这个时代，不能等到没有激情时再去做。但是我觉得自己是一个晚熟的人，过去的生活都是体验，我想慢慢写。

留学生：这样的体验写得完吗?写完以后再用何种方式去体验呢?

禹风：我也不愿意一下把它写完，写作是很自然的事。假如哪一天写完我也就不写了，可以去做别的事。这就像捕鱼一样，这片海如果属于你，你就撒网，但到最后鱼捞光了还拼命撒网，就变得很虚伪。有限的生命就不要去做空洞的事情，这是现实主义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