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研究的精髓在于创新， 而创新就意味着敢于向传统理论挑战。只要我们言之有理， “人微”未必“言轻”； 只要我们踏实工作，“位卑”也能报国
周忠和，全国政协常委，国际古生物学会主席，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所长，科技部“973”项目首席科学家，世界知名古生物学家，入选国家“万人计划”首批杰出人才。其从事的古鸟类和热河生物群研究，有力推动了我国在中生代鸟类研究等领域的工作
周忠和，1965年出生于江苏省江都市，1982年成功考入南京大学地质系学习古生物学与地层学专业。1985年，周忠和进入中科院研究生院地学部，攻读古鱼类学专业硕士学位。1990年，当时准备硕士论文的周忠和在辽西偶然发现了一种白鲟科鱼化石——现代长江白鲟的最早祖先。野外工作结束后，他依然惦记着那块白鲟化石出土的地方。同年9月，周忠和再次孤身来到那块荒凉的小山沟，经过许多天的寻寻觅觅，却幸运地发现了两块保存相当完整的鸟类化石。经鉴定，这两件标本分属两种不同类型的鸟类。其中一件标本保存了整个的头骨部分，被认定为当时世界上已知的白垩纪早期地层中最为完整的鸟类化石。这两个鸟化石的意外发现，也因此改变了周忠和的整个学术生涯。
1995年，周忠和选择远渡重洋，在堪萨斯大学生态与进化生物学系攻读博士学位，师从世界古鸟类权威马丁教授。1999年，周忠和顺利取得古鸟类学博士学位，同年被入选中科院“百人计划”。
归国任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的周忠和挑起了热河生物群研究课题组负责人的担子。在他的领导下，热河生物群研究课题组聚集了一大批优秀的年轻学者。例如，被国外媒体誉为“最有前途的新一代古生物学家之一”的徐星，曾在《自然》杂志上发表过有关“二连巨盗龙”的研究成果，被《科学》杂志评为2007年度十大科学突破之一。
立足辽西及周边地区早白垩世地层中保存精美的脊椎动物化石资源，热河生物群研究课题组对多个不同门类的脊椎动物类群及地层和环境进行了综合性研究。在鸟类及其飞行和羽毛的起源、恐龙、翼龙、早期鸟类、哺乳类、两栖类和鱼类的进化、地层学以及“热河生物群”的综合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举世瞩目的原创性成果，改变了人们对许多重大生物学和古生物学理论问题的固有认识，为新的研究方向拓展了前景。
2000年，周忠和当选国际古鸟类与进化学会理事，并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国家杰出青年基金。2001年，荣获基金委创新研究群体基金（学术带头人）。2003年，获得首届中科院杰出科学成就奖。2007年，周忠和再次荣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2010年4月27日，在美国国家科学院第147届年会上，周忠和被当选为美国科学院院士。同年8月，周忠和起任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所长。2011年12月，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2013年1月，入选“万人计划”杰出人才 ，同年由其主编的第6版《十万个为什么》（古生物卷）正式出版。2015年他又先后当选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和巴西科学院通讯院士。
此外，由周忠和研究发表的30多种早白垩世发现的新的鸟类化石，在早期鸟类的系统发育和分类、分异辐射、飞行演化、功能形态、胚胎发育、繁殖行为和生态习性等方面取得了若干发现和成果，有力推动了我国在中生代鸟类研究领域的工作。
留学生：能简单聊一下你与化石的不解之缘吗？
周忠和：我最初接触化石方面的知识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那时我还在读高中，并没有什么课外读物可看。因为当时的班主任吴风采老师以前是学水文地质的，所以订阅了一本《化石》杂志——我当时看过的唯一一本课外读物。这本杂志创刊于1973年，由中科院主管，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主办，曾是毛主席也喜欢看的一本科普刊物，在20世纪80年代初它的发行量有22万多份。最初一些有关化石方面的知识就是从这本杂志上所获取的，算起来这应该是我与化石缘分的开始（更为巧合的是如今我也是这本杂志的编委之一，主办单位还是我目前供职的研究所）。当然，并不是说因为我当时看了这本杂志就想学古生物学了。其实我上大学时报了两个专业——第一专业是有机化学（当时觉得比较有用），第二专业才是古生物学（觉得比较有趣）。在高考发挥欠佳被分配到古生物学与地层学专业后，我逐渐地被这门解读史前生命的学问迷住了。
留学生：据悉你之前在中科院古脊椎动物和古人类研究所专攻的是中生代鱼类，后来为何转而从事古鸟类研究？
周忠和：在我看来，其实研究对象变化不算很大。鱼和鸟类都同属脊椎类动物。其实在国外，科研人员从事不同门类化石的研究是很正常的。但国内情况不太一样，就拿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来说吧，在这方面分工很细，过去研究鱼类和研究鸟类的人员都不在一个研究室，所以大家才会觉得跨度很大。
关于我为何从事古鸟类研究？主要原因是前面提到的不经意的化石发现，由于这一时期（距今大约1.2亿年前）的鸟类化石在世界范围内都颇为稀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次的发现能够填补白垩纪早期鸟类演化史上一个长期的空白。其次是当时国内古生物学领域研究古鱼类的科研人员比较多，而从事古鸟类研究的则相对稀少。其实，当时做古鸟类研究在研究所还是遇到不小阻力的，幸运的是，研究所的一些开明人士，如张弥曼院士就很支持我的选择，她主要是从培养年轻人的角度来考虑的。所以，当时就我自身而言也觉得这项研究很有意义，于是便弃“鱼”从“鸟”，转向中生代古鸟类的研究。
留学生：为什么会萌生去国外读博的想法？负笈美国期间有何收获？
周忠和：其实出国留学的想法从读本科时就有了，但由于当时国内在这方面管制比较严格，公派名额有限，加之自己本身并没有积蓄，就一直没能去成。我读硕士期间（适逢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内流行“拿手术刀的不如拿理发刀的”“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说法，加之当时国家对科研的投资和重视不够，身边很多人选择下海经商。当时思想也有些波动，但又觉得下海经商不是我擅长的东西，我个人的想法是一个人从事自己喜欢或较为擅长的工作应当更加重要，所以我选择坚持下来。硕士毕业后，考虑到国内在古生物学领域的科研水平与国外相比仍存在一定的差距，我再次萌生了想要出国学习的念头。我当时的初衷很简单，就是希望多了解一下国外先进的技术水平与科研思想，实现自我能力提升，并没有想着一定要长期留在国外工作。抱着这样的心态，我终于在1995年第一次踏上了美国的那片土地。
出国前我的英语学得还不错，随着在堪萨斯大学的学习生活（听课、写论文）以及和当地人的日常沟通，我的专业英语和口语又得到了较大程度的提升。此外，在美国读博期间，除了积累了很多的专业知识，包括弥补了一些过去在地质系没有学到的生物学方面的课程以外，还有一点比较大的收获是体验到了美国文化的方方面面，开阔了眼界，这对今后自己更全面地理解科研、生活和社会都是非常有益的。
留学生：最终选择回国工作的原因是什么？
周忠和：我当时回国的契机是“百人计划”——在我博士毕业的那一年被破格入选中科院“百人计划”，获得了开展科研工作的第一桶金。尽管它在个人待遇上可能比不上目前新实行的一些人才计划，也可能比不上一些单位为吸引某类人才给出的资金雄厚，但是作为一个整体的计划，中科院的“百人计划”依然可以说是最为成功的人才计划之一。有了这第一桶金和“百人计划”的名号，回国后的我开始担任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热河生物群”课题组的负责人。2000年，又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杰出青年基金。从2001年起连续9年获得了基金委创新研究群体及延续资助。虽说回国那会因为没有房子住而在集体宿舍蜗居了几年，但因为我本人没有太多功利心，对物质要求也不高，所以回过头再看自己当时的决定我很庆幸，也很满足。
留学生：可以介绍下热河生物群研究课题组的概况吗？自然科学基金委所设立的创新研究群体科学基金对你们团队科研工作的开展作用几何？
周忠和：其实，热河生物群的化石在我国的发现历史很长，而真正在国际上引起重视则是在我出国前后也就是20世纪90年代——当时最早发现了一些保存完整的早期鸟类化石，填补了鸟类演化在这一地质历史时期的空白。因为我之前曾发现过两块保存完整的、距今1.2亿年左右的鸟类化石，所以当时所里很多人举荐我来负责这个课题组的研究。后来随着研究的深入，逐渐组成了一支以30多岁年轻人为主体的、学术阵容强大的研究团队。加之，辽西又是热河生物群的主要分布地，早白垩世地层中保存着大量的脊椎动物化石资源。所以我们发现和研究的化石门类也颇为丰富，如哺乳动物、带毛的恐龙、翼龙、两栖类和鱼类的发现，将热河生物群的研究逐步推向了国际前沿。
辽西以及周边地区不仅是热河生物群分布的中心，而且其独特而完整的陆相中生代地层同样也堪称世界一流，它所拥有的世界独一无二的带毛恐龙和丰富的原始鸟类化石使得这一地区成为研究鸟类起源的圣地。基于此，我们课题组不仅可以纵向继续深入研究，还可以横向进行学科交叉。就目前而言，我们正在申请一些大型科研项目，如尝试将生物群与地质环境背景（包括构造运动、火山活动等）结合起来研究等等。总而言之，课题组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在不断地拓展。
创新研究群体科学基金是我们团队迄今获得的最大、最稳定的经费支持，几乎占到所有经费的2/3。这笔基金是“3+3+3”的9年滚动支持，课题骨干们可以不用分散精力去申请其他项目，潜心从事相关的研究。除此之外，我和我们团队的另外3位同事还获得了国家杰出青年基金的资助。这些基金不仅仅意味着有钱做科研，更是一种荣誉，是对我们过去工作的认可和未来工作的激励。
留学生：当前国内古生物学的发展现状如何？
周忠和：古生物学是一门基础学科，是生命科学、地球科学的交叉学科。其研究对象是保存在地层中的化石，它们是地质历史时期生物的遗体、生命活动的以及生物成因的残留有机分子等，涵盖了古动物和古植物等大类。作为地质学的基础学科，古生物学的研究意义还在于撰写“生命史书”，回答“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的问题，并成为支持达尔文进化论的直接证据。例如，通过研究化石，我们可以了解地史时期生命的起源和演化，确定地层层序和时代等。
和自然科学的众多学科相比，中国古生物学研究具有比较悠久的历史，在中国地质学乃至整个中国现代自然科学发展史上都占有特殊的地位。以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为例，其前身是1929年成立于北京的农商部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主要从事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的发掘及化石研究等。当时周口店北京猿人头盖骨的发现曾轰动中外学术界。凭借得天独厚的优势，中国古生物学已俨然成为国际古生物学研究中的一支重要力量。我们国家是地质大国，拥有最好的化石资源，加之近年来国家经济腾飞和科技投入加大，使得中国古生物学研究拥有很好的发展机遇，在诸多领域都取得了重要成果。至于古生物学如何发展，我认为在保持传统学科优势的同时，要强化学科交叉，要更注重与环境的结合。其次加大古生物学科对新技术手段的应用。
留学生：我国是世界上少有的古生物大国。随着化石经济价值日益升高，加之乱采滥挖现象严重，收藏单位行为不规范，化石市场混乱，走私现象愈发严重。对此，你有何看法？
周忠和：虽说近几年国家予以重视，滥采滥挖之风在一些地方有所收敛，但这种现象依然存在，并对化石破坏很大：一是非专业人员在发掘过程中会对化石本身造成很大破坏；二是这些人并没有对化石做相关的鉴定处理，以致丢失了大量地质学和埋藏学信息，这对科研的影响很大。加之国家法制化建设不完善，目前尚没有一项专门针对古生物化石保护和管理的法律（仅出台了一些条例）。丰厚的利润驱使很多不法分子铤而走险，导致大批珍贵的化石流向国外和民间，与此同时正规的科研野外工作却举步维艰，对此我真的很失望。
此外，导致化石流失和保护不力的直接原因还有地方保护主义和腐败现象。我国一些地方政府或部门把本是国有的化石当成一种可开采资源“保护”起来，作为自己的“后花园”。正规科研团队的化石采集甚至是相关地质工作，都常常遇到刁难。例如，一些化石产地，化石暴露到地表，如不加抢救性采集，自然风化本身就足以造成严重破坏，然而科研人员真的去发掘却非常困难。有时即使有了国土部门的批准，林业部门也可以用高额的罚金让科研人员望而止步。不同的管理部门对化石管理的权限，科学发掘、审批的程序，化石市场的管理，化石市场的化石来源，流通的途径等等，都存在很多的漏洞，这些地方恰恰是造成正规发掘困难、市场混乱的重要因素。
所以，为了加强中国古生物的研究和防止国内有限的化石资源进一步遭到破坏，加快化石保护的立法工作已是当务之急。有关部门应对化石的保护作出司法解释，尽快制定或修订化石保护方面的全国性法律或法规，切实保障正常科研发掘的顺利开展。与此同时，应加强化石科学知识和保护意义的宣传普及工作，让更多的人了解化石及其重要意义，唤起全民保护意识。
留学生：古生物学的专业术语十分深奥，你认为应如何普及相关知识，让更多人认识古生物学科？
周忠和：古生物学在科普方面本身就具备独特的魅力——能激发人们的好奇心，而充满奇丽幻想的史前世界，更是大人和小孩的最爱。我之前在《百家讲坛》做过一期“古鸟寻踪”的讲座，也主编过第6版《十万个为什么》（古生物卷），如果不是因为科研工作太过忙碌，其实我很愿意做更多的科普工作。我觉得做科普是我们古生物学者义不容辞的义务。它不仅仅是用通俗生动的语言把自己的工作介绍给大众，也是一个加深对自己工作理解的过程。我希望可以通过科普工作使大众读懂化石所蕴含的信息，了解生物演化与环境的关系，真正理解进化论的思想，从而推动国民科学素质的提升。
留学生：作为全国政协常委，你能谈谈如何履行参政议政职责，“为民所呼”吗？
周忠和：作为政协委员，参政议政是我们的责任和义务。工作之余我一直有关注一些社会热点，从依法治国，到科技体制改革，再到当前的教育体制均有涉及，也会积极通过政协这个平台建言献策。例如，八项规定在执行过程中，由于理解偏差，一度出现科研人员出国难的问题，影响了对外交流的正常开展。当时在全国政协常委会上，征求意见的提问环节，我就对此站出来发表了意见，当时的发言得到了高层的充分重视。后来在各方面的努力下，外交部、财政部印发了相关规定，对因公出国的科研人员相关事项作出了更细致的规范。中科院也制定了《院属单位因公临时出国分类管理细则》，确保国际交流正常进行。
此外，我也曾大力呼吁政协提案公开，对于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提案，可以从提交到办理、反馈意见诸环节试行公开，让公众参与监督，使办复成果更好地惠及于民。在我看来，提案不在于多，而在于精，应当增加界别和小组提案。政协委员可以立足自己专注的领域和长期关心的话题，有针对性地提炼思考、提出建议，才能取得相应的效果。我希望能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作一些有益的呼吁、倡议。以高度的责任心履行政协委员职责，不断提高参政议政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