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曾说，我实现了一个灿烂的美国梦。尽管别人会这样来看我，但我自己的心里从来没有美国梦。相比之下，我内心一直有一个盼望祖国强盛的中国梦
我在2003年获得了鄂文西格青年科学家奖，2007年又成为普林斯顿大学生物学系的终身教授和讲席教授，有人曾说，我实现了一个灿烂的美国梦。尽管别人会这样来看我，但我自己的心里从来没有美国梦。相比之下，我内心一直有一个盼望祖国强盛的中国梦。
有一句话，我觉得很能代表海外一批人的心声：我们这些人，至少欠中国全职工作15年。
早在1995年，我就挺想回来，但我觉得那时回来可能学无所用。2000年后，算是学有所成的时候，我觉得该回来了。如果不回国，在美国工作生活一辈子的话，我到晚年会极其痛苦，会非常抑郁，会觉得这辈子欠了无穷无尽的债，还不了。回来以后至少这种感觉没有了。
2006年5月，我回国参加一次学术会议，当时在清华见到学校党委书记陈希老师。他很正式地告诉我，希望我能够全职回清华，帮助清华的生命科学再往前走一走。我挺激动的，因为说心里话，这是我梦寐以求的机会。第二天一大早，见了陈希老师我就说，“我考虑好了，我愿意全职回清华。”
当时是有很多人反对的，普林斯顿大学物理系前系主任罗伯特·奥斯汀跟我说：“你给我一些时间，我去说服我们的校长雪莉·蒂尔曼，我让校长给你一个无法拒绝的条件，一定要留在普林斯顿。”甚至我有一个亲戚说，“小公啊，你脑子进水了！”
但我还是回来了。
如果没有1955年钱学森辗转从加州理工回到国内，也许我们的“两弹一星”的出现会迟缓很多。国家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大规模外派留学生，在海外储备了一大批优秀的、爱国的中华儿女，很多人已经掌握了核心的、前沿的、高精尖的技术和研究成果。
我有时候在想，如果这些掌握了最新技术的海外华人，有1/10能全职回国，中国的国力会有质的变化，中国的科技实力会昼夜之间赶上美国。
自我全职回国后，我就已经在多年追寻我的“中国梦”。我的团队已经在攻克阿尔茨海默症的道路上取得了一次重大的突破，而且是世界级的。
我回来最根本的目的还是为了育人，育人在育心。中国习惯讲究师道尊严、论资排辈，这些有时候会阻碍年轻人的创新能力和创造性思维。此外，对于年轻的独立研究员来说，很多人面临着严峻的科研起步环境：在资源上不仅要与自己的同龄人竞争，还要和比自己出道早 几年、十几年的前辈竞争。
我们对年轻人不能求全，而主要是看学术能力，宽容一些无关原则的方面。比如特别有创造力的年轻人容易有脾气、甚至顶撞行政上级，这种情况在科学史上屡见不鲜，需要宽容对待。
我非常希望，我们的年轻人去关注科学、关注创新，而不是关注我本人。我一直相信，关注科学、关注创新将会把中国带入下一个腾飞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