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失却了必要的呵护

文•魏俊

近3个月来，所有在乌克兰境内的人都目睹了乌克兰一场重大的政治变革，经历了被法新社描述为乌克兰国内示威活动持续近3个月来最血腥的一天。是谁让乌克兰失却了必要的呵护。

乌克兰地理条件优越，物藏丰富，气候宜人，乌克兰人民智慧勤劳善良。然而，每当我们感叹乌克兰人漂亮的时候，却又不禁抱怨上帝如此的恩宠，却忘了必要的呵护。

近3个月来，所有在乌克兰境内的人都目睹了乌克兰一场重大的政治变革。就国家政治层面来讲，作为一名留学生，在此事件中是局外人、旁观者，但这次事件也严重地影响了在乌克兰境内学习、工作和生活的每一个人。

就拿广大的留学生来说，他们赖以维系生活的外币何时可以给付，国家汇率上涨、生活物资短缺及接下来可想而知的物价变动等等，都深深地影响着每一个留学生。当然，留学生们最焦虑和担心的还是在乌克兰经过这次政治争夺，步履蹒跚不知明日归向何方的国情下，他们是否能顺利完成学业?

突然爆发的“血腥”让人始料未急。2014年2月18日傍晚时分，部分在乌克兰的留学生陆续收到同学、朋友发来的急促而关切的短信留言：“赫尔夏诘克广场冲突爆发了，城运交通即将关闭，别到处走，赶快回宿舍!”留学生们立即回到宿舍打开电脑，发现乌克兰几个较大的社交网站都在争相报道正在发生的事件，晚上又收到学校外事办、专业老师发来的关心叮嘱的短信：学校停课几天，呆在宿舍里不要到处走，注意安全!留学生们开始感到局势的严峻。与此同时，他们搜寻到了网络上的适时报道视频，赫尔夏诘克的独立广场上处处火光熊熊，黑烟滚滚，曾经美丽的独立广场正在经历一场战争。广场地标碑下，人们与警察混战，已分不出与警察对抗的是自发群众、反对派成员还是暴力分子，数千人情绪激动地死守广场，放眼周围死伤无数，更有牧师模样的人冒着生命危险正在为他的国家、他的民族和他死难的同胞大声唱祷。这一天被法新社描述为乌克兰国内示威活动持续近3个月来最血腥的一天。我们为乌克兰人民而哭泣!

中国留学生在基辅：硝烟痕迹难以消逝

文＋图•甄自聪

最近几次去机场接回朋友，一路上都很平安，在乌克兰的同胞们都希望生活渐渐朝着好的方向发展，希望国内的家人、朋友勿忘心安。

位于基辅市中心的乌克兰柴可夫斯基国立音乐学院是第一所被动乱影响的学校，动乱开始时，大多数学生都还在上课，忽然接到校方暂停上课的通知，但此时整个基辅市的交通已瘫痪，交通拥堵、地铁停运、出租车不敢进入市中心，导致大部分学生心惊胆战地步行了3个小时才回到宿舍。

警察为了防止反对党的支援，将进入基辅市中心的道路封锁，导致一些加油站及市场供不应求，附近居民出于恐慌纷纷开始购置物品，把留学生们弄得诚惶诚恐。

在这里，我每天收到最多的国内消息就是询问这边怎么样?能出门吗?有东西吃吗?地铁还工作吗?身边的同学、朋友每天回消息回得应接不暇，偶尔出一次门也是喊上好几个人一起去超市采购，还有个当地警察朋友专门打电话通知我出去买上一周的食物然后就不要再出门。

我们学校一个多月的寒假假期即将结束，那几天正是同学们返校的日子，但得知乌克兰的动乱消息，大多数同学不敢贸然返程。国内的朋友有的改签了机票，而来不及改签的，只能直接作废机票，等着这边的消息。

我居住的地方离基辅市中心有一段距离，但还是可以很轻易地从空气中闻到这场战争中硝烟弥漫的味道。当地群众自主发起“夜巡”活动，每天晚上会聚集5-20人，有男有女，在自家居住的小区附近巡逻，以防止有非法分子的入侵;附近的大型商城整幢停止运营，离居住地方很近的一个大型市场(类似中国的菜市场)已被军队占领，禁止摊主摆摊销售;而地铁不定时的停运也导致汽车站经常排着10米长龙，交通瘫痪大大阻碍了居民的出行。

一个多年往返于上海-基辅的朋友以为战乱只发生在基辅市中心，于是选择从莫斯科转机到基辅，到机场后大包小包行李取完后准备打车，谁想平时在机场特别容易打到的taxi却寥寥无几，好不容易谈妥一个却比以往贵三倍的价钱，而刚开车没几分钟，却又遇到机场路上的“拦路虎”(在机场外建起的防线，以阻断援兵)，朋友只能重返机场，在机场睡了一宿，第二天才得以回家。

现在，动乱平息，一切看起来和以前没什么变化，学校照常开课，商店公司正常运营，但硝烟留下的痕迹终归难以快速消逝。

上个周末我和几个朋友一起去了基辅市中心，一条笔直穿过市中心的大路上堆满了轮胎，俨然已垒成了一座3米高的小山丘，旁边是一个连一个的帐篷，士兵们来回穿梭着，眼神严肃。地上扔着防暴盾，上面一个个是枪打出的凹痕，比较年老一些的老太太在架着木材燃烧的汽油桶上用大铁锅为士兵们炖肉，士兵们围成一圈围坐在一起取暖啃面包。

原本贴满海报的公告墙上是一张张黑白的逝者的遗像，遗像周围摆满了鲜花和蜡烛灯。

虽说战乱情况有所平缓，但街上还是没有看到留学生的身影，趁着天还没有黑，我们也尽快离开了市中心广场。

3月初，在乌克兰读书的大部分留学生陆续返乌，当然，也有部分由于家人担心、居住地点处于危险区域的学生尚在国内等消息。一个在广州的同班同学，年前已订好的往返机票面临着一再改签的命运，一方面是担心在乌的安全问题，另一方面则是因为顾虑到仅剩的半年学业不知是否可以顺利完成，半年后是否可以拿到本科毕业证，所以一直在犹豫要不要返乌继续学业。

政局动荡也导致了汇率的不稳定和物价的全幅上涨。我在寒假报了一个驾校班，所以平时出去都会特意关注下油价，亲眼见证了油价在3天之内从10.7格里涨到11.7格里。

作为在乌生活近5年的留学生，我已经融入了当地的生活，在乌克兰动乱时，每天看到的新闻都是死了多少警察、误伤多少民众以及哪儿的雕像、建筑又被损毁，我们不仅仅是担心害怕，更多的是对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深深的悲痛之情，而我们能做的只能是保证自身安全。

最近几次去机场接回朋友，一路上都很平安，在乌克兰的同胞们都希望生活渐渐朝着好的方向发展，希望国内的家人、朋友勿忘心安。

这里曾和谐安宁

文•郭平

曾经，中国留学生在乌克兰的日子，岁月静好，和谐安宁。美丽而快乐的眼睛，是令留学生最留恋的乌克兰最靓丽的风景。

近期，乌克兰政局动荡，波澜四起，全世界的目光都被吸引到这个处于东西欧过渡桥梁地段的国度。诚然，对于从乌克兰回国近两年的我来说，这次暴乱颇令我始料未及，因为在乌克兰的日子里，岁月静好、和谐安宁。

2010年10月24日，深秋时节的凌晨，首都机场T2航站楼，带着未知与好奇，我搭乘乌航的航班，飞往了这个陌生而神秘的国度。

当地时间上午9点多，飞机抵达基辅，我还需要在机场转乘长途汽车去顿涅茨克。搭乘长途汽车时，一位30岁左右的男子很热心地帮我往车里放行李，口里还不停地说着简单的能令我听懂的俄语“TyT...TyT...(这里……这里……)”，这让刚刚踏上这片陌生土地的我心里顿时升起了一股暖流。

在乌克兰的那些日子里，也遇到过许多困难。不过，乌克兰人很乐意帮助别人，正是有这些热情的老师、同学和朋友们的帮助，我的好多问题才能得以顺利解决，当然，也包括陌生人伸出的援手。

乌克兰的冬天，最冷时温度会达到零下30多摄氏度，可我似乎挺抗冻，永远穿得比当地人少。当地人总会关心地劝我：“天这么冷，你怎么才穿那么一点?多穿些，别冻着，对身体不好!”有一次，我在一家外语中心上完汉语课后，在公交站等车回大学宿舍，当时下着很大的雪，而我只穿了件保暖内衣和一件羽绒服。当时还有几位乌克兰人也在等车，当地人本来个子就高大，一个个又裹得严严实实，戴着帽子，相比之下，我就显得格外单薄。这时，有位中年大哥，不时用他的目光从我身上掠过，好像想跟我说点儿什么，终于，他徐步来到我身边，微笑着，用眼神向我问好，随即伸出他那双粗大的手，掸了掸我围巾上的雪，接着帮我把有些松了的围巾裹紧，羽绒服拉链拉上，把围巾压在里面。我惊呆地看着这位大哥，只见他憨厚地咧嘴一笑：“注意身体呀!”同时用力拍了拍我的肩背。这时，我要等的公交车先来了，匆匆与他握手言谢后我便上了车，公交车驶离站台。在车上，我脑子里不断重复着这位大哥帮我系围巾与合衣服的瞬间，永远也忘不了这次在异国他乡感受到的如同家人般的关怀。

2012年年底，带着对乌克兰人的感激与怀念，在与当地同学、朋友拥抱告别后，我踏上了归程、洒下了眼泪、带走了回忆。

乌克兰人的眼睛或碧或蓝，睫毛特长，从他们清澈明净的眼睛里，我能感觉到他们的快乐、幸福以及对生活的无限热爱，这些都给了我无穷的正能量。美丽而快乐的眼睛，也成了我最留恋的乌克兰最靓丽的风景。

时下，乌克兰政局动荡，不过，我深信乌克兰人民对客人的友好永远不会改变。我仍然计划，时间方便时，冬天去利沃夫滑雪，夏天去克里木避暑。

我的俄语名字叫瓦洛佳，意为“和平之王”，我也衷心期待乌克兰早日结束动荡，重归宁静与和平。

被遗忘祖先的阴影

文•井观天

今年是中国农历的马年，据说这马是火马。说起“火马”，总让我想起乌克兰，因为巴黎正在纪念乌克兰名片《火马》上映50周年：著名导演谢尔盖?帕拉杰诺夫当年接受委托，为纪念乌克兰著名作家柯秋宾斯基诞辰100周年拍摄了一部电影，电影改编自中篇小说《被遗忘祖先的阴影》，于1964年按时完成，但在法国上映时，取了《火马》这个名字，因为电影一开头的家族仇杀场景，喷出的鲜血溅在镜头上，像是奔腾而过的火马。镜头上的那一抹红，是火焰，是鲜血，也是死亡。

《火马》还是《被遗忘祖先的阴影》?乌克兰电影还是苏联电影?乌克兰电影的研究者常常面临文化和政治地缘的窘境，很多影片究竟应该如何划分，实在是棘手的问题。这些问题没有简单直接的解决方案，因为乌克兰的历史本身就无比复杂。

以帕拉杰诺夫和他的长片处女作为例，帕拉杰诺夫本人算是苏联导演，但他1924年生于格鲁吉亚的首府第比利斯，而他的父母则是亚美尼亚人。而且，虽然格鲁吉亚在1921年就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可直到1936年格鲁吉亚才加入苏联，所以帕拉杰诺夫出生时是格鲁吉亚苏维埃共和国的公民，到12岁才变成苏联公民。这种种细节也许太过琐碎，但真实的历史往往就是如此琐碎，而这种身份认同的错综复杂也正是乌克兰电影微妙地位的一种表征。

亚美尼亚人热爱艺术，帕拉杰诺夫自幼受到父母的熏陶，在绘画等方面表现出了过人的天赋，后来他到莫斯科著名的格拉西莫夫电影学院学习电影，师从亚历山大?杜甫仁科等名师。塔可夫斯基也是在这所学院求学，同样师从杜甫仁科，同门之谊给双方都带来不少影响。塔可夫斯基的第一部剧情长片《伊万的童年》，让帕拉杰诺夫开始反思并且放弃自己之前受学院影响使用的、当时流行的社会现实主义风格，用一种看似非常“诗性”的电影语言创作了《火马》这部“诗性电影”的代表作。

这部电影给帕拉杰诺夫带来了国际性的声誉，但也是他一生麻烦的开端。要说原因，正在于苏联以及乌克兰复杂的民族状况。这部电影的故事情节很简单，类似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但电影的重点是描画乌克兰境内喀尔巴阡山脉的胡粗儿人的生活，故而影片中人们说的是胡粗儿语，而非官方语言乌克兰语。影片拍摄完成后，审查机构认为不运用官方语言就是故意和官方作对，于是封禁了这部影片。但柯秋宾斯基的小说本身就是他晚年到喀尔巴阡山脉居住后，受当地胡粗儿人生活方式启发完成的，所以帕拉杰诺夫拒不接受修改。而我们现在要感谢他，因为他为后人保存了胡粗儿人的生活面貌。

胡粗儿人居住在布科维纳和卢森尼亚地区，在乌克兰境内他们生活在喀尔巴阡山脉，使用自己的语言，但许多胡粗儿人自称卢森尼亚人，但“卢森尼亚人”这个概念与“胡粗儿人”不同，不仅乌克兰，罗马尼亚和斯洛伐克等国也有卢森尼亚人，甚至只说乌克兰境内，卢森尼亚人也包括并非居住在喀尔巴阡山脉的居民。这种主动的混淆有很深的语言和民族根源，“胡粗儿”这个发音在罗马尼亚语中接近“小偷”，而在斯拉夫语系中则是“游民”的意思，种种语言学上的假说都证明这个称呼原本就带有贬义。

有的导演像是诗人，比如塔可夫斯基，另一些则像是画家，比如帕拉杰诺夫，他承认自己一直受到绘画的吸引，习惯于把每一个电影画面都看作是一幅独立的画。他知道，他的摄制过程变成了一次次绘画，他很清楚，这既是他的力量所在，也是他的弱点。在拍摄的时候，他更多是从绘画角度而非文学或叙事角度来考虑。但他的电影又不是只有绘画，而是旋律、物体和颜色的合力。帕拉杰诺夫的电影语言很独特，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对颜色的运用，他称之为“颜色的编剧”。他认为，当代的电影导演如果拒绝颜色，就等于是承认自己不行。这暗含着对他的好朋友塔可夫斯基的批评，《伊万的童年》这部启迪了帕拉杰诺夫的杰作，恰恰是一部黑白片。帕拉杰诺夫觉得电影导演应该向布吕盖尔这样的画家学习，应该同时向现代派和原始人学习，因为两者都极为重视颜色，颜色不只是氛围或者补充性的情感，颜色也是内容的一部分。

这种观点近乎米罗这样的现代派大师，但这又不仅仅涉及艺术层面，这也涉及帕拉杰诺夫对世界的态度。黑白摄影和黑白电影容易给人怀旧、浪漫、唯美或者表现主义式的冲击力，黑白容易给人“艺术”的感觉，而彩色似乎是对现实的平庸复制，颜色仿佛和生活的真相更近。于是接受和使用颜色就意味着对现实的接纳，而故意使用黑白，则近乎把现实撒上一层灰尘塞进博物馆的虚假行为。所以虽然人们常常把他的电影归入“诗性电影”之类，但他自己未必接受这种对现实和生命的诗意化。

帕拉杰诺夫不能接受人为的浪漫化或者统一化，这种扭转事物外观的做法在他看来是掩耳盗铃，并不反映真相，也不能掩盖问题。电影检查机构要求他修改他的电影，他拒不接受，后来他的第二部影片SAYATNOVA也出现了类似的问题，他拍18世纪亚美尼亚传奇诗人的故事，但里面出现了大量与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相关的场景。最终这个版本没有通过审查，苏联当局找了个亚美尼亚裔导演重新剪辑，基本删掉了涉及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的内容，变成了单一语言单一民族的电影，名字也改成了《石榴的颜色》。这其实是个莫大的反讽，石榴的颜色，是看似复多的单一，石榴籽虽然多如繁星，还不都是一个红色?导演的故乡，格鲁吉亚的首府第比利斯，本来是诗人活动的中心，诗人在那里作诗不仅用亚美尼亚语，也用格鲁吉亚语，波斯语，甚至突厥语。SAYATNOVA这个对诗人的美称，在这些语言中含义各有不同，这个多重含义的丰富的名字，最后变成了“石榴的颜色”。而那些至少从1914年开始就不停变换归属、难以分得清清楚楚的地区，各方总是想把它们涂成自己的颜色。

诗人从莫斯科搬到基辅，是因为他的第一任妻子被杀害，这个来自鞑靼穆斯林家庭的姑娘为了和他结婚改信了天主教，她的家人为此杀死了她，这不免让我们想起《被遗忘祖先的阴影》的情节，祖先的阴影，哪怕后人可以遗忘，还是会笼罩后裔的生活;因为拒绝修改自己的作品，他上了当局的黑名单，最后回到故乡亚美尼亚，在恶劣的条件下用极低的成本拍摄了SAYATNOVA(1968年)，结果接受审查时当局认为其中有煽动性内容，勒令删改。从民间到官方的种种不宽容深深刺激了他，也直接导致他被审判，被关进劳动营四年，最后靠着法共诗人阿拉贡的斡旋，总算提前一年放了出来。

后来他长期无法拍摄电影，最终在友人的鼓励支持下，完成了《苏拉姆堡垒的传说》，那个为了建成抵御鞑靼人用的堡垒而被囚禁在其中的少年，简直就是帕拉杰诺夫一生的写照。而最后那部描写诗人AshugiQaribi的电影，他献给了终身的朋友塔可夫斯基和所有的孩子们。

也许他这时又开始理解他的朋友，开始理解童年和诗对这个灰暗世界的意义：在这个世界，大人们想着如何把罗斯人拧成一团，就像希罗多德当年评论斯基泰人时说的那样，他们梦想着由此团结为大地上最强大的族群和帝国;而孩子和爱做梦的人，可以做一些梦，也只能做一些梦，这些梦也许是彩色的，也许是黑白的，在其中，团结以另一种形式实现，就像《火马》里伊万和他的新娘在婚礼中被人们架上轭，难以分离的国度与人民，可能只有在出于自愿的共同承担中，才能实现真正的联姻。

真正的乌克兰

文•本刊记者•张明艳

以交换生身份来到乌克兰留学的陆晓东告诉《留学生》记者，在乌克兰的两年多，他眼里的乌克兰局势良好，没有动乱的情形。

陆晓东，2011年11月份以交换生的身份来到乌克兰国立海洋科技大学，开始了为期两年的乌克兰留学生活。

在飞往乌克兰的航班上，陆晓东俯瞰敖德萨，顿时心头一冷：“乌克兰怎么是这样的，跟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啊!”当时正值11月份，乌克兰已经非常寒冷了，从飞机上看下去，满眼的萧条和荒凉，一种前苏联特有的萧条和落寞感袭来。陆晓东觉得被坑了，后悔自己怎么会来到了这种地方，大街上都是破破的老房子，有种回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的穿越感。

不过，随着在乌克兰留学生活的慢慢展开，这样的萧条和落寞感竟也慢慢消逝了。

“憨厚实在”是陆晓东对乌克兰人性格的评价。那里的人都比较注重实际，很多房子都是“老古董”，不过，这些修建年份久远的“老古董”倒也还结结实实的，而且内部也装修得非常精美，注重实际的乌克兰人不会去在意房屋那破破烂烂的外部。

“其实，在乌克兰待一阵，你就会不自觉地爱上这里，虽然没有国际大都市的繁华，但是却少了份浮躁，多了份安逸。”陆晓东这样向《留学生》记者描述他心目中的乌克兰。闲暇时候的陆晓东，最喜欢逛逛步行街，然后找个街边的露天咖啡厅或小酒馆，安静地坐在那里，看看走在路上的各式各样的人群，听听俄语歌谣，一个下午就这么过去了。直到现在，即使已经回国一年多了，陆晓东还是会时常怀念起那步行街上推着婴儿车悠闲散步的辣妈、那礼让行人的司机、那卖油画的大妈，还有那桥头好吃的披萨店……陆晓东印象中的乌克兰，一切都是那么的祥和。

谈起乌克兰人，陆晓东似乎有用不完的形容词：热情、乐观、憨厚、实在……当然，陆晓东与这些热情的乌克兰人，也有着讲不完的故事。

刚到乌克兰没多久，陆晓东在学校宿舍楼下跟几个来自敖德萨的乌克兰人聊起了天，之后就相互留了联系方式，几天后，陆晓东收到了来自这几个乌克兰人的邀请——请他跟几个中国朋友一起去敖德萨玩。但是，由于一些学长介绍说敖德萨很乱，出了车站钱包手机就会全被偷，还会被警察查护照然后关小黑屋勒索钱，这么一通说，就没人敢跟陆晓东一起出游了，不过，胆大的陆晓东倒没有因听学长的话而打退堂鼓，他决定独自前往。

因为刚到乌克兰，也不会几句俄语，陆晓东就这么自己一个人摸索着去了。

上车时跟公交车司机说了去长途汽车站，但不知是陆晓东没说清楚还是司机没听明白，司机一溜烟把他送到了火车站，下了车才发现“完蛋了，下错站了”。

陆晓东一时六神无主，但刚到乌克兰，俄语也不行，只会说“敖德萨、车站、是的、不是”这么几个单词。没办法，只能碰运气了。看到花坛边坐着两个老太太在聊天，就硬着头皮上去问汽车站怎么走，老太太噼里啪啦跟他说了一堆，但听不懂呀，看他一脸迷茫，老太太索性拉着他站到路边帮拦了车子，陪他一起坐车到了汽车站，然后又领着他去了长途汽车站，看他买了车票上了车又嘱咐了司机几句才离开。

顺利到达敖德萨，开心参加朋友们的party，一路全程车子接送，在一大片海滩玩排球，黑海边上晒太阳，回去以后给同学们看照片，一个个羡慕得后悔没跟他一起去。

“还有很多很有意思的小事情，都很有趣、搞笑，但是现在说起来又有点说不出来的酸涩，或许是太想念那个国家了，相信每个中国留学生都会有我这种感觉，开始是嫌弃、后来是接纳、最终是想念。其实现在乌克兰局势闹成这样我们非常痛心，乌克兰留有我们美好的青春记忆，希望局势早日稳定，在乌华人能够平安度过这段时间，乌克兰能早日回到那时的和平与安详。”陆晓东说，“祥和”才是他心目中的真正的乌克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