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新院士高福

与喧嚣的街区相比，位于北京市朝阳区的中科院微生物研究所显然是一方安静的天地。“他是整个所里最努力工作、最忙、最辛苦的人”，这里的保安王艳春一连用了三个“最”字向《留学生》记者描述他所知道的高福，“这里每天谁来了、谁没来、谁待得久、谁走得晚我都清楚，他有好几个办公地点，但几乎天天要来这边，总是很晚才走，昨天晚上就是11点多走的。”

“天天如此?”《留学生》记者追问。

“周末是，除夕、初一都是，他没有假期的。”王艳春回答。

2004年，在国外从事科研工作十余载的高福，卸下牛津大学讲师、博士生导师的身份归国，继续在生命科学领域里默默耕耘，直到这场突然来袭的H7N9禽流感病毒令他名声大噪。高福的名字，除了登上“2013年度科技创新人物”的榜单，还出现在新晋院士的名录里。

2013年3月，H7N9禽流感病毒在中国向人类发动了第一场战役，中国迅速抽调科研骨干组建起一支针对H7N9禽流感病毒的联合攻关团队，时任中科院病原微生物与免疫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国疾病控制中心副主任的高福临危受命，出任该团队首领。

2014年，H7N9禽流感病毒的进攻似乎更猛烈，短短两个月内，感染的人群数量已超200，高出去年全年的总人数，而发现疫情的地域范围也在扩大。高福带领着研究组成员在科研一线疲于奔命，《留学生》专访被一再推迟，最后终于敲定2月22日的上午，地点则定在他办公室、实验室的所在地——中科院微生物研究所。

《留学生》记者跟随身着一袭褐色长款大衣的高福来到办公室，约30平方米的房间，中间摆了6张办公桌，右边是摆满书本、奖杯和证书的大书橱，左手边则是铺满地面的杂物和纸质资料，其中占地最大的是一个落地式写字板，上面密密麻麻地写着的分子式，是讨论的痕迹。那些举世瞩目的科研成果、发表在《科学》、《柳叶刀》等世界顶尖期刊的文字正是诞生在这间看似杂乱、空间局促的办公室里。

在《留学生》记者打量的片刻，高福已脱下大衣外套，走到他那张靠近书橱的办公桌旁，捋了捋身上的深蓝色西服后坐进椅子里，用夹带着英文单词和生命科学专业术语的流利普通话，跟《留学生》记者聊起他的留学经历、科研工作，还有他自己用“夜以继日”形容的对H7N9禽流感病毒的“攻坚战”。

40岁被训得抬不起头

留学生：可以跟我们分享你的留学经历吗?

高福：严格来说，我不是留学，而是游学，因为先后在英国、加拿大和美国多个国家学习。

是中英友好奖学金给了我出国的机会。从北京农业大学硕士毕业后，我一边留校当老师，一边申请出国留学，当时申请中英友好奖学金的竞争十分激烈，先从各个单位进行选拔，再通过国内的笔试，最后还有英国方面的英语考试。而且申请这个奖学金的限制条件比较多，其中有一项是年龄不能超过30岁，我是1961年11月出生的，28岁申请，29岁的时候被选上，到1991年才出国，那年正好30岁，算是踩着点过去的。

1991年，我被公派到英国牛津大学读了三年的博士,毕业后到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待了三个月，拿到工作签证后又在牛津大学分子医学研究院做了三年的博士后研究，之后就前往美国哈佛大学，继续做了三年的博士后研究，后来又回到牛津大学当老师，所以我的游学生涯主要由这“四个三”阶段组成，在国外一共待了13年。

我在哈佛大学读博士后的时候已经快40岁了，两个导师要求十分严格，一把年纪的我经常被训得抬不起头，但根本原因终究是自己做得不够好，只能提醒自己不断进步。

留学生：从中国到英国、从老师变回学生，对环境和身份的同时转变是否习惯?

高福：我对环境的改变没什么感觉，即使今天在中国、明天在英国、后天在日本都没丝毫关系，不管是生活习惯还是文化差异我都能很快适应。

只是突然变成一个纯粹的学生有点不习惯。在国内，我毕竟工作了五年，每个月的工资大概是96元，加上自己做点小研究，手头还算宽松，到牛津大学后，每个月只能从咱们国家领到320镑的生活津贴，房租就花去了一半以上，虽然也够生活，但比较拮据。

说到这，我非常感谢我当时的研究所所长，他在发现了一名苏联留学生因生活费不够，去偷偷打工赚外快的事情后，不但没有惩罚，反而进行了一项调查，结果得知一个普通的英国学生每月维持正常生活的费用为370镑，他为了学生一心做研究学习，拿出所里的经费，将每一个外国留学生的生活津贴提高至370镑，这也从侧面反映出英国是个成熟、规矩的社会。

留学生：中、英、美三个国家的学习、生活环境有什么不同?

高福：学习环境以高等教育为例，中国的大学是严进宽出，学生无法正常毕业的情况十分少，高校之间比的是就业率;英国、美国的高校则比淘汰率，以牛津大学为例，每年的淘汰率是20%，5人中间必淘汰1个，学生不得不用功。

至于生活环境，我在这三个国家生活多年，常常用这个例子来说明自己的体会：在同样的一场谈判中，我举手示意说，我是George(高福的英文名)。如果这场谈判发生在英国，英国人会说：“George，让我们开始吧。”如果在美国，美国人则不管你说什么，一切都得“出示证件”。而如果在中国，中国人不仅要求出示证件，还得验验真假再说。(笑)

可以说，三个国家的差异很明显，相对而言，英国人活得最单纯、最自在。在英国，社会问题并不完全靠法律解决，很多时候是通过社会公德去维系，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共同发展并相互促进的做法是正确的。

留学生：在国外，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高福：昨天(2月21日)我接到《科学》的邀请写一个有关活禽市场和H7N9禽流感病毒的社论，写好后，我请一位英国朋友帮我改改英语，说好晚上11点回复给我，只晚了几分钟，他便不住地道歉。打开文件一看，才发现他改得非常仔细，后来我也照着他的方法改下去，几个标点和符号便弄到凌晨2点。或许那些小问题，我可以甩手丢给《科学》的编辑去改，但是崇尚完美主义的我不会允许自己这么做。我希望从我这里拿出去的东西总是perfect(完美)的，即使存在瑕疵，也是因为我不知情，而不是我懒得改造成的。

英国人民无论做什么都非常认真，我之前做事就比较细致，在他们的影响下，我变得更加严谨起来，这是我在英国生活十几年的最大收获。这也正是我们缺乏的，很多时候，包括我带过的学生，能应付就应付，总之先混过去再说，这表明了一种生活态度，我不相信持这种态度的人会获得成功。

留学生：在国外待了十多年后为什么决定回国?

高福：我是在2004年竞聘微生物研究所所长的职务成功而回国的，就我自己的研究方向来看，在中国的舞台比在国外大，并且国家能支持我的科研，获得比国外更好的发展条件，若还在国外，不可能拿到目前这么多的课题，也不可能赶上H7N9禽流感病毒的研究。(笑)

H7N9病毒何时变异不能提前预测

留学生：如何得到H7N9禽流感病毒的消息并介入到研究中?

高福：我是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病例上报后我马上得知，回国多年我一直在研究新生突发传染病的跨宿主传播机制，所以H7N9病毒一出来，国家流感中心主任、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所副所长舒跃龙教授给我打来电话，说应该把这个病毒的分子机制研究一下，于是我们的团队很快就介入了。

我觉得搞研究的人不要每个人做的事情太多，每个人做一两件，每一件事情都有一到两个专家在做，当国家应急需要的时候能够迅速找到攻关人员，我们在这个领域积累多年，大家愿意找我们在这个方面进行合作，我们的研究也不仅限于国内，在其他国家，一旦有这种情况，我们都能很快介入去做，慢慢做到与世界接轨，我们也不是做中国一流，要做就做世界一流。

留学生：H7N9禽流感病毒发现后，国家是否有应急方案?

高福：有的，国家在预防和控制上的动作很快，有国家传染病联防联控机制，国家传染病专项拨了专款做相应研究，中科院启动了流感应急项目研究，中科院和中国疾病控制中心组建的联合攻关团队成立，国家并没给我们限定出成果的时间，我们根据积累的经验做好时间安排，定下计划后就进入到夜以继日的科研中。

留学生：科研一线的力量如何?

高福：全国各地有十几个研究团队在攻克H7N9病毒，在北京除了我和舒跃龙各自的团队以外，还有秦川(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实验动物研究所所长)，浙江有李兰娟(中国工程院院士、传染病诊治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上海有袁正宏(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医学分子病毒学重点实验室主任)、香港有管轶(香港大学新发传染性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等等。虽然都是研究H7N9病毒，但各团队的出发点不完全相同，都有自己的研究侧重和强项，大家合作。

留学生：你的团队和别人的团队相比，有什么不同?

高福：我的团队研究的是宏观生态和分子机制两大块，后者在国内只有我的团队在做，运用的是结构生物学技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没有竞争对手，事实上，我们的竞争者在国外，美国人、英国人还有荷兰人他们都在做，不过我们赶在他们前面做出来了。

我的团队在H7N9禽流感病毒的研究上，目前只做了两件事情：第一件是从宏观生态学来解答这次病毒的来源，也就是溯源研究，最后定位了活禽市场;第二件事情，则是从分子水平解答了H7N9这个禽流感病毒能感染人的原因，这是我们一直在做的跨宿主传播机制。

实际上，从我们团队完成H7N9病毒的研究到被世界科学界认可，花了挺长的时间。首先要经过科学界的同行评议，尽管自己觉得够全面了，但同行若觉得还不够，就得继续往里头填充东西;其次还要通过公众认可的科研交流平台，比如《科学》这样的顶尖期刊，倘若此时编辑觉得不够，还得接着往里加。搞科研，一方面是要解决国家需求的科学前沿问题，另一方面，还得抢先通过交流平台将科研成果发表出来，倘若你的竞争者的文章在你前面发表，即使结果是你先得出的，也不能算你的成果，和注册商标、申请专利一个道理。

留学生：今年短短两个月内，感染人群数量已超出去年全年的数量，这是否说明H7N9病毒的致病性变得更强?

高福：我们通常所说的禽流感病毒的致病性都是针对禽类而言的，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是能够令活禽感染并造成活禽中的大量疫情，比如H5N1便是，而低致病性禽流感病毒则不容易使禽类生病，只是携带病毒而已，H7N9便是低致病性禽流感病毒之一。

目前的研究并没有发现H7N9病毒有更容易感染人的变化，感染人数的增加应该是人接触活禽的几率增加造成的，至于H7N9病毒何时变异和如何变异都不能够提前预测。

留学生：怎样才能彻底消灭H7N9禽流感病毒?

高福：人类确实通过免疫、接种疫苗等方式彻底消灭了某些病毒，比如曾造成人类重大疫情的天花，但并不是每一种病毒都能彻底消灭，以全世界发现的第一种动物类病毒——口蹄疫为例，它的变异型很强，到现在人类也无法根除，西方国家对抗口蹄疫的办法就是扑杀被感染动物。

H7N9病毒同样是难以根除的变异性较强的动物类病毒，它目前被证实的传播机制只有从禽类到人类这唯一途径，并未像猪流感病毒H1N1一样可以脱离猪，在人与人之间传播。所以从理想主义的角度来说，只要将宿主消灭掉，病毒便无处藏身，人感染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但是现实中这一策略落实起来难度较大，所以现在的措施是关闭活禽市场或休市消毒。目前在某些养鸡场若发现高致命性禽流感病毒H5N1，也会进行扑杀，但更多时候还是采取给鸡注射疫苗的方法，这显然不是上策，最佳方法还是扑杀被感染动物。

在H7N9禽流感病毒被消灭以前，提高自我防范意识，不接触活禽，就是远离了禽流感病毒。长远说来，我们国人也要思考改变生活习惯，应该大力发展集约化规模化养鸡业，对家禽进行集中宰杀和冰鲜上市是较为安全可靠的方法。

搞科研very very interesting(非常有趣)

留学生：走上科研的道路，是父母的引导吗?

高福：我父母生了六个孩子，其中三个都是搞科研的博士，但我的父亲只读书到小学四年级，母亲连名字都不认识。

家里本来就穷，还要供养六个孩子，非常的辛苦，父亲原本想着我若能在当地做个油漆工，他就很满足了，谁知后来我通过了文化课考试，一份每月40元左右工资的银行工作和商品粮户口摆在我的面前，这对我当时的家庭来说，是巨大的诱惑，但我父母却做出了让我继续念大学的决定，我的父母把他们对于知识的渴望都寄托在孩子身上了。

不但不让我这个长子出去赚钱贴补家用，还拿出钱来供我上学，回想起来，我的父母能在所受教育如此薄弱的情况下，做这种决定是多么的难能可贵，我非常感激他们，他们始终相信知识改变命运。

所以在专业上，父母无法对我产生影响，但他们那种积极上进的生活精神，鼓励了我努力工作。

留学生：有不少科研人员抱怨科研工作既辛苦又枯燥，你怎么看?

高福：兴趣驱使很重要，不喜欢做的事情，哪怕付出一丁点都觉得辛苦，喜欢做的事情，通宵达旦也未必觉得辛苦。我从来不觉得科研是一个会让我感觉累或枯燥的事情，相反，我一直觉得搞科研very very interesting(非常有趣)。

其实每次的科研都是按照预先设计好的步骤按部就班，不管结果是yes还是no，我都会感到欣喜。当得到yes的结果时，就证明了自己的猜想;而即便结果出来与设想的不一样，也还是会very very curious(非常好奇)，为什么不呢，这种兴奋和yes的结果是一样的。

我还是个性情中人，特别高兴的时候会放声唱、大声喊，尤其当有好东西出来的时候，我还向西方人学习，带着大家去酒吧庆祝下。

留学生：对于有志于从事科研工作的同学，有怎样的建议?

高福：做科学的首先要明白科学求异、技术求同的道理，科研就是在找不同，你选择的课题，哪怕解决的只是一点点小问题，哪怕在当时看来并不重要，只要是别人没做过的，都能称得上是科学。所以我主张，无论走到哪做科学，都要做一流科学，科学只有第一，哪怕是第二、第三名就不是科学了。

其次，科学是无数次的失败换来1次成功，你今天看见我在《科学》上发表了1篇文章，却不知道我已经被他拒绝过99次。做科研就像打仗，一个山头没攻下，大家商量商量再攻，只有这种心态才能搞好科研，不然丢一个山头就苦着脸，那下一个山头也肯定打不回来，这就是提醒我们在搞科研时一定要保证充足的passion(激情)和求知欲才能激发源源不断的动力。

最后，做好心理准备，这是一个高度竞争的职业，既然要抢全世界唯一的第一，加班加点是常事，就我个人而言，我没有别的兴趣爱好，几乎除了吃饭睡觉，都是在工作。我总是保证自己要在晚上12点前睡觉，但是能做到的情况少之极少。

留学生：那紧张的科研阶段怎样去放松呢?

高福：我的业余爱好少，只是比较喜欢交朋友，和朋友聊天的时间就很放松，而且能通过与别人的谈话整理归纳很多的东西，但我也会为了保证和同事、朋友交流时有共同话题，而看一些热播的电影和电视剧;此外，我还喜欢看自己发表过的科研成果，我把它们都放在我的床头、办公桌上，读很长的时间，有时半躺在椅子上，也会自我欣赏下其中写得不错的一段话或是设计巧妙的一个实验，自我陶醉一番;更多时候我会思考如果换个角度会否写得更好，实验的设计上如何还有改进之处等。的确如此，科研这个东西如果不喜欢，越看精神压力越大，可如果是你热爱的东西，就能从中体会到享受和轻松。

“科技外交”践行者

留学生：为何国外的科学家也能对在我国发现的H7N9禽流感病毒进行研究?

高福：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规定，我国在完成病毒基因的测序后，便将序列号上报给世界卫生组织，任何国家的科研团队都能拿到这个序列号，若有研究兴趣的话，只需根据AGCT四种碱基的排列顺序进行人工合成，不需要我国提供病毒样本。去年我们研究的中东冠状病毒的跨种传播，也是通过他们报告的序列号进行了合成后去研究的。科学无国界，一个国家的科研精力是有限的，大家一起帮着研究，这本身是一件好事。

英国为什么要在非洲和东南亚地区建传染病研究中心?因为研究登革热、黄热病和疟疾不能没有现场环境，出发点还是为了他们自己国家的利益，否则如何保障染上此类疾病的英国人的生命安全?所以我也呼吁，为了我们的国家利益，也应该去建立海外传染病研究中心，尤其是科研水平落后的非洲的病毒，因为非洲有很多中国公民，我们的科研工作也应该对他们的生命安全负责。

留学生：我看到你的实验室里有很多外国人，他们也是研究员吗?

高福：是的，我的团队中有来自多个国家、不同肤色的研究人员，不仅我的实验室如此，那些与其他国家共同设立的实验室更是如此，比如2006年成立的中日分子免疫学与分子微生物学联合实验室，还有中日结构病毒学与免疫学联合实验室，骨干研究人员不少来自日本。尽管目前中日的外交关系出现摩擦，但是我们希望科技界的交流不要中断，逐渐从民间消除两个民族间的“互相不喜欢”。

中日关系会像温家宝总理2007年访问日本时发表的题为《为了友谊与合作》的演讲中结尾的那句话那样：“中日两国关系的发展尽管经历过风雨和曲折，但中日两国人民友好的根基如同泰山和富士山一样，不可动摇!”

我当时听了这个演讲心里很激动，就产生了一个想法，要在中科院内立两块分别来自泰山和富士山的石头，并将这个想法付诸了实际，现在这两块珍贵的巨石就立在楼下道路的两旁，左边的是泰山石，中科院院长路甬祥院士题有“宁静致远”四个字;右边是富士山石，东京大学前校长有马朗人题有“格物致知”四个字，希望通过科技上的紧密联系来促进两国人民的友好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