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思维之父大卫·凯利的演讲

“设计思维(Design Thinking)之父”大卫·凯利是少年商学院的高级顾问，他于2014年3月授权我们在中国开展设计思维项目与课程，他将之简洁概括为“创造力自信的提升”;他邀请30名中国孩子于2014年暑期前往斯坦福及硅谷，体验设计思维之魔力。

今天，我想和大家讲一讲关于“创造力自信”的问题。故事要追溯到我还在俄亥俄州巴特顿欧克代尔学校上三年级的时候。

我还记得有一天，我一个最好的朋友布莱恩正在做手工。他正用老师放在水池下面的陶土做着一匹马。这时候，一个女孩坐到他的桌子上，看着他正在做的东西，靠过来然后对他说：“做得太糟糕了!它一点都不像马。”

布莱恩耸了耸肩，把陶土捏成了一团，然后扔进了垃圾箱。之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布莱恩做过任何类似的手工。

你童年有过这样的创伤吗

我想知道这种事情到底有多普遍。当我对斯坦福设计学院里的学生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很多人都想在课后告诉我他们也曾有相似的经历。老师是如何不留情面地打击他们，或者学生如何不留情面地攻击他们。其中一些人不再相信他们具有创造性。

我发现这种童年时的转变，会慢慢延续，并最终变得根深蒂固。这会一直延续到成年之后。我看到很多这样的例子，当我们办工作坊或者与客户一起工作的时候，到最后，我们都有一个头脑风暴的环节。这时，这些高层管理人员会抽出他们的手机，说他们有几个非常重要的电话，之后就走出房间。

他们感到非常不舒服。当我们跟出去，询问他们到底怎么回事时，他们会回答说，“我真的不是创造型的人。”

但是我们知道这并不是真的。如果他们坚持参与到整个过程，包括在头脑风暴中畅所欲言，并勇敢地实践所有看似空想的主意。他们会取得非常惊人的成果。他们会在结束时，对自己感到非常惊讶——原来他们自己和团队是如此有创意。

“隔壁房间有一条蛇”

我一直在研究我们都有的这种评价恐惧症，你不去做一件事情，因为你害怕被评价。你认为，如果你没能说出正确的、有创造力的想法，就会被别人评价。在我遇到了心理学家阿尔波特·班杜拉(Albert Bandura)之后，我这一研究获得了突破性的发现。

我不知道你是否知道阿尔波特·班杜拉。如果你去维基百科查阅，你会发现，他是心理学历史上第四位最有影响力的人，像是弗洛伊德、斯金纳、某某和班杜拉。

艾伯. 班杜拉已经88岁了，他还在斯坦福大学任职。他是一位非常友善的人，在恐惧症领域有多年的研究，这也是我非常感兴趣的。

他开发了一套方法论，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治愈人们的恐惧症。我们谈到了蛇以及人们对蛇的恐惧，他告诉我，他邀请测试者进入房间，对他们说，“隔壁房间有一条蛇，我们要进入这间房间。”

绝大多数测试者回答：“天啊，不!我一定不要进去，我害怕蛇!”但是班杜拉有一套极为有效的方法：首先，他把测试者带到一个双面镜前，观察房间里蛇的活动，让人们逐渐适应。然后把测试者带到房间门口，推开门，往里面看。过一会儿后，再一小步、一小步地进入房间。

测试者带着焊工用的那种皮手套，开始尝试触摸蛇。当他们碰到蛇的时候，任何事情都很好，这些与生俱来就怕蛇的人甚至会说，“看!这条蛇多美丽!”并把蛇放到膝盖上，他们控制了自己的恐惧心理。

班杜拉把这种现象称为“引导性掌控”，我很喜欢这个词。经过整个过程并最终触摸到蛇的人，在生活上发生了变化——他们对生活中其他事情的焦虑开始减轻了，变得更加努力，更加坚持，在失败面前表现得更有韧性。他们获得了一种新的自信心，一种班杜拉称为“自我效能”的力量，一种你可以改变世界的感觉，你能达到自己目标的感觉。

遇到班杜拉对我来说意义重大，因为我意识到这位著名的科学家有文献和科学的理论依据。我们过去30年所见证的事情证明了，我们可以带领那些害怕自己没有创造力的人们，通过一系列步骤和一系列小小的成功，把恐惧变为熟悉，让他们给自己带来惊喜。

这种转变是惊人的。在斯坦福大学设计学院，人们有各种不同的科学背景，他们认为自己只是善于分析，他们来到这里，经过我们开发的流程，建立了自信心，对自己有了新的认识，并激动地相信，他们自己是有创造力的人。

我这番言论的目的，就是向你们展示整个过程是怎样的。对我来说，整个过程的最好例子就是道格·迪兹。他是一名技术人才，设计医用的大型成像设备。他为通用电器工作，事业上非常成功，不过他也曾有过危机的时刻。

有一次，他在医院观察他的核磁共振仪器的实际使用，看到了一个年轻的家庭。一个等待接受医疗检查的小女孩被吓哭了!

迪兹的心情非常失落，因为他从医生那里得知，将近80%的儿科患者需要服用镇定剂，才能做核磁共振。令他倍感挫折的是，他一直为自己的制作感到骄傲，他本以为这台机器可以拯救很多生命，但他没有想到，这台机器正给孩子们带来多大的恐惧。

就在那时，他来到了斯坦福设计学院。他学习到了设计思维的流程，关于同理心，原型制作等，并运用这些新的知识做出了非凡的成果——他重新设计了扫描检查的过程，这就是他的制作成果：

他把核磁共振仪变成了孩子们的探索乐园，墙和机器上画满了图案。他请懂孩子们的行家，例如儿童博物馆的人员，来接受培训。当孩子们前来检查时，这些培训后的人们会给孩子们解释船的噪音和运行，他们会对来体检的孩子说，“你们要进入一艘海盗船，不要乱动，因为我们不想让海盗发现你。”

结果是戏剧化的。需要服用镇定剂的孩子从80%降到了10%。医院和通用公司也都很高兴，因为他们再也不用一直找麻醉师，而每天孩子们的检查数量也增加了。

这个定量结果是十分显著的，但是迪兹更加关心的是定性结果。他陪同一位母亲等待孩子从仪器出来的检查结果，当小女孩做完检查后，跑向妈妈说：“妈妈，我们明天可以再来吗?”

我不止一次听到迪兹讲起这个故事，关于这个故事对他个人的转变和由此而来的突破性设计。每次他讲到这个小女孩的故事，他都会眼含泪水。

如何战胜心中那条“蛇”

迪兹的故事发生在医院，我恰好也对医院有所了解。几年前，我感觉我自己脖子的侧面长了一个肿块，这次轮到我去做核磁共振了。

结果出来了：是肿瘤，恶性肿瘤。我被告知只有40%的存活率。当我坐在一群穿着病号服的病人中时，所有人看起来都苍白、消瘦。等待去做放疗的那段时间里，你会思考很多事情，大部分会是“我能活下来吗?”而我则无数次想到，如果我不在了，我女儿会怎么样?

我也想到了其它很多事情：我来到世上究竟要做什么?我的使命是什么?我应该做什么?……我很幸运我有很多选择，因为我一直服务于医疗福利领域、K12(学前教育到12年级)教育以及为第三世界国家工作，我能做很多的项目。

但是我最终决定，投身于我最想做的事情，那就是去帮助尽可能多的人，让他们获得成长中丢失的创造力自信。如果我活下来了，这就是我最想做的事情。我活下来了，如你们所知。

我坚信，当人们获得这种自信心，正如我们在斯坦福设计学院一直看到的那样，人们会开始研究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我们看到一些人们辞去了工作，转向了新的方向，他们有了更多有趣的想法，这让他们能从中选择更好的想法，从而做出更好地结论。

每个人都应该有改变世界的精神。这是一件伟大的事情：不让人们被贴上“有创造力”和“没有创造力”的标签，而是意识到他们天生就有这种创造，这样一来，人们就能给自己的创造力插上现实的翅膀，实现班杜拉所说的“自我效能”——你能够达到自己的目标，你可以真正拥有创造力自信，最终触碰那条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