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留学生面临心理挣扎：学业压力大不想辜负父母

　　美国《纽约时报》网站12月12日发表作者海伦·高题为《中国人，在美国学习，挣扎》的文章。内容摘编如下：

　　2015年秋天，研究生最后一年开始的时候，我觉得哪里出了问题。早晨醒来，心怦怦直跳。在讨论课上，我说出来的句子断断续续，同学的声音特别刺耳。

　　这种焦虑突如其来。我当时已经离开北京的家在美国学习工作了8年。随着时间的推移，研究生院的与世隔绝、第二种语言的阅读重负以及距离给我跟北京亲朋的关系造成的压力都开始叠加。

　　我试图弄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回忆起同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遇到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发生的时候似乎只是一些小小的低潮：错过的课、失眠、突然缺席群体活动、充斥着阴郁形容词的脸书长帖。

　　2016年有54.45万中国人留学海外。一份更近的报告说，仅美国就有32.9万中国留学生。对于这些学生来说，这个机会是课外花数不清的时间准备美国标准化考试之后取得的成果，意味着从中国无情的教育体系下解放出来。

　　但是，这些胜利也有隐藏的危险。耶鲁大学研究人员2013年发布的一项研究发现，45%的中国留学生称出现抑郁症状，29%的人称有焦虑症状。这个数字令人震惊，因为美国大学里一般人群的抑郁比例和焦虑比例只有13%左右。

　　中国学生承认在国外生活面临的常见挑战，比如语言障碍和文化差异，但他们也提到学术压力是导致紧张的最常见原因。尽管他们都听说过博雅教育，但还是常常对取得好成绩所需的学习强度感到惊讶。很多中国人只看重成绩的思维方式并不适应强调过程分析和批判思维的教育体系。

　　因此，当呕心沥血记录下来的一堆堆笔记形不成论文提纲，或者历史考试的问题是有关某种假设的情况而不是他们牢记在心的资料年表时，帮助中国学生在国内取得成功的决心和毅力反而可能加深他们在国外的受挫感。

　　中国留学生经常提到的一种困难也无助于缓解这种受挫感：那就是难以和学术顾问形成有益的关系。一项研究采访了美国西南部一所大学的19位中国研究生，试图了解他们的压力来源。他们当中很多人都说到难以与顾问建立信任。有些人担心语言障碍可能使顾问怀疑他们的智商。有些人承认夜不能寐地琢磨自己沟通时犯下的错误，比如说话时结结巴巴或者给顾问写邮件时用词不当。

　　这些挑战看起来也许再普通不过，很多挑战美国学生也不陌生。但是，对于从小到大都被灌输学习成绩几乎等于前途和自我价值的中国学生来说，这些挫折对他们的信心可能打击极大。知识自由的光明前景最后常常带来一种不安感，使他们根本无法想象失败。

　　对于这些学生的大部分来说，失败的代价也并非是一种虚幻的想象。绝大多数中国国际生都支付全额学费。一年大概五六万美元的费用是中国城市人口平均可支配收入的10倍左右，往往需要工薪家庭倾其所有甚至出卖房产。涉及到唯一的宝贝孩子的未来，家长毫不犹豫地做出那些牺牲;但对于凭良心做事、拼命要达到学术要求的美国大学新生来说，这种重负就像雪崩一样压在身上。

　　芝加哥的一名中国学生说出了一种流行的意见。她对澎湃新闻说，她经常怀疑，自己的成绩是否对得起工薪族父母在她教育上花的钱。

　　像这位学生一样的人很难在最近的数据中找到安慰：根据中国与全球化智库9月出台的报告以及智联招聘的数据，80.5%的归国留学生每月收入不到1500美元(约合9927元人民币)，平均收入只比内地高校的毕业生略高。

　　共同的困难使中国学生面临苦恼时彼此寻求帮助。但是，因为中国严重缺少受过良好培训的心理专家，对于不少学生来说，心理治疗仍然是一个模糊的概念。耶鲁大学的调查发现，尽管心理疾病的发病率令人警惕，27%的中国学生从来没听说过大学有心理咨询服务，只有4%的学生使用过这些服务。

　　有些尝试过这些服务的人感觉并不满意。除了长时间的等待和有限的面谈时间，还有更棘手的问题。当语言障碍是压力和顾虑的一个原因，中国学生怎样用外语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情绪?当治疗专家可能只尝试过熊猫快餐(经营美国化中式快餐的连锁餐厅)，他们如何表达对中国菜的渴望与怀念?

　　像普渡大学和俄亥俄州立大学等少数机构都设立了专门针对中国学生的咨询服务。更多的学校需要仿效。雇佣讲中文的心理治疗专家可能是理想的解决方案，尽管有资质的人选可能难以找到。

　　由顾问主持的非正式支持组织和延展计划已经从亚裔美国学生那里得到积极反馈，这些组织和计划也可以扩大到中国留学生。大学可以雇佣培训已经适应当地生活的中国学生，作为中国学生社区的顾问。

　　在多数美国大学，中国学生都是最大的国际生群体，他们的学费提供了急需的收入来源。大学管理者应当更加努力地满足他们的精神健康需求——至少要像这些学生为获得录取一样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