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留美少年寻岸之旅：现在出国只是众多选项之一

　　在纪录片《寻岸》中，记录了何俊儒和朱心怡等中国学生在美国读高中时的成长过程。纪录片导演王淼发现，尽管在吸收力、可塑性和同化力最强的年纪来到美国，许多中国留学生却似乎并不能够很好地融入美国社会，往往喜欢与与中国人“抱团扎堆”。

　　和《寻岸》一样，在另一部用影像记录的故事里，讲述的也是一群中国少年赴美留学的经历。不过，在150年前，作为中国第一批赴美、也是中国最早赴西方的留学生，他们所处的时代则是另一番景象。当时的美国正处于“世界变革的中心”，他们感受到的是一系列新奇事物的冲击。

　　留美幼童们的“开眼看世界”

　　“穿着锦缎衣服的小男孩们追着小猪跑，当时，这些中国少年们在美国，什么事都是大事。”《大清留美幼童记》一书作者钱钢说道。

　　一个半世纪前，来到美国的幼童们读书的学校很不一样，他们分散寄宿在新英格兰地区从马塞诸塞州到康狄涅格州的几十户不同的当地人家中，他们的寄宿家庭普遍是有着良好的教育背景的教师 、医生、律师等新英格兰中产阶级。他们的邻居包括美国文豪马克·吐温和《汤姆叔叔的小屋》的作者斯托夫人。在近十年的留美生涯中，这些幼童和当地美国人均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一些家族的联系甚至传承几代直至今日。

　　钱钢介绍，容闳之所以选择这个地方，不仅和自己的留学经历有关，也因为这个地区代表着美国最好的一部分，新格兰历来被称为美国教育大本营，有着哈佛、耶鲁等世界知名学府 。而康州更被称为美国的宪法之州，有着最早的成文宪法。

　　历史给予了这些留美幼童最佳的机遇，他们被送到了当时世界变革的中心。1876年的美国首次举办的费城世界博览会正逢美国建国百年。当时年轻的美国急于想向世人展示，自己已经从一个田园牧歌的农业国家脱胎换骨成为一个新型工业强国。贝尔发明的电话机和爱迪生发明的电灯正在宣告着一个新的电气时代的到来 。

　　中国当时是37个参展国之一，留美幼童们也参加了这次世博会，他们不仅看到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蒸汽机，并且受到了美国总统格兰特的接见。在参加此次世博会的清朝官员李圭的记载中，这些幼童这样讲述他们的感受：“集大地之物，供人观赏，可增长见识，那些新机器的好技术可以仿行，又能增进各国友谊，益处很大。”

　　李圭问他们什么东西最好?回答：外国印字法，中国雕牙器。问他们：想家吗?回答：想也没有用，只有专心攻书。总有一天能回家的。

　　在美国的经历使得留美幼童们大开眼界，他们也以开放的心态完全融入到了美国的社会中，以出色的表现在当时的学校里大放异彩。

　　耶鲁大学威廉·菲尔普斯教授是中国幼童在哈特福德中国学生的同学，他在日记中描述了这些中国男孩子如何受到欢迎和羡慕。

　　“我们玩的所有游戏对他们来说都是陌生的;但他们很快就成了棒球、橄榄球、冰球的好手，在花式滑冰场上技术更是超群。当自行车刚刚出现的时候，学校第一个买它的是曾(留美幼童吴仰曾)。我现在仿佛还可以看到，他骑着这奇怪的家伙在艰难的山路上走。”

　　除了在体育场上压倒美国人，菲尔普斯教授还记录了中国学生们在另外一些场合让其心碎的故事。“当这些中国年轻人出现在社交场合的时候，就没有我们什么事了。他们对女孩的态度，有优雅的恭顺，是我们学不来的……在舞会上，那些最漂亮最有吸引力的女孩总是会挑选这些东方男孩。我至今还记得那些美国男孩痛苦的神情，他们眼睁睁地看着那些他们心仪的女孩特意地从他们身边走过，去接受他们的对手——那些中国男孩的邀请。那些中国男孩的舞跳得真是很棒。”

　　然而，这些留美幼童在美国的求学在行进到第九年便戛然而止。由于担心这些学生过于“西化”，清政府在1881年将其全部召回。此时，所有120名赴美幼童中只有两人完成了大学学业。

　　“造过的梦，不要忘掉，把它带在身边，终有一天，它能活起来。”钱钢在他的书中写到。

　　留美幼童们回国后的命运异常坎坷。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回国后成为了中国矿冶、铁路、电报建设的开山鼻祖;一部分人历经了1884年中法海战和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甚至为国捐躯。直到20世纪初，这些当年的留美幼童纷纷成为朝廷重臣，在外交领域，更是当仁不让地代表大清国，足迹遍布世界各地。

　　他们当中出现了建造中国第一条铁路的工程师詹天佑、后来成为清华大学首位校长的唐国安、以及民国第一位总理唐绍仪。

　　与此同时，这些留美幼童为了架起中西方之间的桥梁而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其中一些人仍念念不忘再派幼童赴美。其中，当年的留美幼童梁诚在1903年到1908年期间任晚清驻美公使，为清廷争回了部分庚子赔款，这笔款项在此后数十年间支持了数千名中国学生赴美留学。

　　1935年9月，一名获得庚款资助的年轻中国学生像当年的留美幼童一样，从上海乘船出发前往美国。十多年后，他成为美国航空界首屈一指的科学家。1955年，他回到中国，成为了新中国两弹一星的元勋。1958年，他参与创立了新中国第一所公立研究性大学——中国科技大学。他的名字，叫做钱学森。

　　1958年，中科大的一纸招生广告，吸引了一名上海的年轻学生来到北京求学，几年后，成为了中科大的第一届毕业生之一，从此走上研究生命之谜的科研道路。这名年轻人就是王淼的父亲，王家槐。

　　适应了美国，却更强化了中国身份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留美教育一度中止。直到1979年中美建交以及改革开放大幕的拉开，中国留学生赴美再度活跃起来。中美两国也在正式建交前就达成了互换留学生的共识。双方鼓励两国的大学、研究机构和学者之间进行直接接触。

　　1979年9月，已经从中科大毕业，当时在中科院生物物理所工作的王家槐成为中美建交后最早一批赴美访问学习的中国科学家之一。

　　建交之初，中国科学家与外面的世界断绝联系已经有10多年了。王家槐今天仍清楚地记得当年一行人坐飞机从北京出发前往巴黎转机，经过几十个小时的长途飞行来到华盛顿的情景。

　　“我们就好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一切都感觉那么的新鲜。”王家槐回忆道。

　　一行人最后来到美国中北部的威斯康辛大学。1980年，再次赴美的王家槐转到哈佛大学继续他的学术研究。

　　王家槐2011年受邀前往北京大学担任客座教授，现在每年都要花4-5个月在北大带中国学生。王家槐认为，现在中国经济条件好了，也有人才，在科研领域完全有可能在未来一两代人内超过美国。

　　“如果当年中美能够早一些恢复联系，如果中国的各行各业的领导人当中，能够有在美国留学的经历，会对中美关系、中国社会发展带来很不一样的影响。”王家槐说。

　　1990年，中国第一次承办的亚运会刚刚在北京结束。13岁的王淼和哥哥来到美国投奔正在哈佛大学进行学术研究的父母。

　　回忆起自己刚到美国时的经历，王淼觉得像是上辈子的事情。“那时候我们很穷，我们在波士顿的哈佛广场那边住了几个月，在最初的几年里不停地搬家，非常辛苦。”她回忆道。

　　那个时候，在美国的中国学生仍十分稀少。王淼记得，“整个中学阶段，我和哥哥几乎都是唯一的中国学生。”

　　王淼坦承，自己的经历塑造了她的世界观和未来的方向。

　　在美国读完中学后，王淼考入了著名的芝加哥大学经济系，然而一直对文学和艺术感兴趣的她，大学毕业后，既没有走父亲科学家的路，也没有去华尔街赚个盆满钵满，而是转到电影艺术上追求她的“美国梦”。

　　来美国后，王淼每隔五年会回中国一次。王淼发现，“中国的变化是如此之大，我有一种迫切的想法想要去记录下在中国所发生的事情。”

　　2010年，王淼推出了她的第一部纪录长片《北京出租车》，通过三个出租车司机在奥运会前两年间的生活片段，讲述了北京为举办奥运会所发生的方方面面的变化。

　　2011年，佛莱堡中学邀请王淼去该校展映《北京出租车》，在那里她惊奇地发现，在这所古老的美国高中里，居然有着数量众多的黄皮肤黑眼睛的中国学生。此后，她萌生了拍摄一部讲述中国留美少年纪录片的想法。

　　7年之后，这部名为《寻岸》的影片杀青。今年4月20日即将登陆北京国际电影节展映。

　　王淼表示，《寻岸》的英文片名是MAINELAND(缅因之地)，是一个取自Mainland(中国大陆)的自创英文双关语，也是为了点出这部片子的主题：在两块陆地之间，中国少年留学生的船只如何才能找到靠岸?

　　《纽约时报》的评论认为，何俊儒和朱心怡在美国的经历以微妙的方式改变了他们。他们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美国的生活和美国教育的个人主义精神，但这段经历也强化了他们对中国人身份的认同。他们带着父母期望的负担来到这里，以一种协调和妥协而非叛逆的精神，表达了他们执拗的欲望和追求。

　　2015年6月，两人从佛莱堡中学毕业。毕业后，朱心怡前往中国学生众多的密歇根州立大学继续读本科，而何俊儒则选择了匹兹堡的一家文理学院继续深造。

　　现在出国只是众多选择中的选项之一

　　2017年底，朱心怡提前一年从密歇根州立大学大学物流供应链专业提前毕业，她笑称自己现在是个“学霸”，而在美国的学生生活，是她最开心的一段时间。

　　尽管最初巴不得离家远走高飞，然而在外面生活了许久的朱心怡如今却说，“这些年来，离家越久就会越想家，想念家人。后来每次飞机快要降落在上海机场的时候我就特别地开心。”

　　朱法剑认为，女儿在外近六年的留学生活，使得她和同龄的孩子有着明显的不同。“最大的变化，是更成熟了，思维、眼界和谈吐都不一样了。”

　　毕业后，朱心怡回到国内，今年春节后开始在父亲的公司里上班，她说要回报父母多年来对自己的养育之恩。

　　如今，每天早晨九点，朱心怡会准时来到办公室。那个曾经在美国高中橄榄球赛上耀眼的拉拉队员，现在已成为父亲公司里负责国际业务的高管。

　　“我对于现在的工作还是比较喜欢的，每天都很新鲜，我喜欢每天做成一些事情，解决一些问题的那种成就感。”朱心怡说。

　　朱法剑有的时候会在女儿的办公桌上放上一束鲜花，“我就是担心女儿这一代人吃不了苦。”他坦承，现在公司的生意状况并不乐观，随着人力成本的高涨，中美的贸易摩擦，企业处于20年来最困难的时候。

　　“电子盲”的朱心怡生平第一次知道了自己家族的企业生产的产品究竟是什么，也第一次知道了老板的工作和自己原先想的完全不一样。“父亲他大事小事几乎都要管，太辛苦了。”

　　朱心怡的心里藏着一个梦想，她希望有一天自己能开一个咖啡店。“我们这一代人，不像我爸爸一样，把赚钱放在第一位，对于我们而言，有许多的选择，相比赚钱，生活才是更重要的。”

　　而何俊儒眼下正在美国读大三，他就读的国际研究专业，对于国际文化、政治、经济样样都要学。他选择了东亚地区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不仅因为那里是自己比较熟悉的地区，更因为他认为东亚地区会成为全球的热点。

　　在国外六年，何俊儒每年暑假都会回国，在他看来，国内变化挺大的，尤其是生活细节和时尚潮流变得更快，相比之下，美国的变化就慢得多。

　　前不久，何俊儒在香港做了半年的交换生，之前他还前往联合国在日内瓦的欧洲总部实习了一段时间。

　　最近他在写的一个论文题目，是有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研究。何俊儒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提升了中国在周边国家的影响力，在经济上提供了更多的合作机遇，如果做得好将是一个多赢的好事。

　　尽管离毕业还有一年，这些年的经历，已让他对自己的发展方向有了越来越清楚地看见。“未来无论做什么，都肯定会和中国有关，和‘国际’有关。”何俊儒说。

　　2018年4月，朱心怡的弟弟即将出国留学。朱心怡说，她打算去机场送他。

　　朱心怡的弟弟从小与她形影不离，留美后两人在一起的时间聚少离多，对于即将出发的弟弟，朱心怡既舍不得，却又十分鼓励。

　　而在王淼的眼中，无论是朱心怡还是她弟弟这一代的中国留学生们，都已和她们那一代人不再一样，“对他们来说，出国只是众多选择里的一个选项。”

　　然而王淼也对他们充满期望，“我相信更广阔视野、全球视角和包容性思维对于社会的力量。这一代的中国留学生，在年轻和性格可塑性强的时期来到了美国。我相信这些特质不仅会给个人，也会给整个中国社会带来积极的影响。”王淼说。

　　这一群来回于中美之间的学子故事，还将继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