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芝加哥化”：一个芝加哥大学经济学PhD的感想

在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已经求学三年，这次暑假回国呆一个月，在与老师同学不断的接触中我第一次突然强烈地意识到我的学术神经和血液已经被彻底地“芝加哥化” 了。这是一种在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中形成的近乎宗教的学术信仰和自豪感。芝大的校训直译过来就是“让知识不断积累，以丰富人生”;每当别人提起“芝加哥学派”，我总是会联想到武侠小说中一个刚入少林的小弟子对于前辈方丈高僧的无限景仰之心和对同门的手足之情，或许在别门别派前还带有那么一点点轻稚的“傲气”。

现在想来，或许这种傲气是外人惯出来的罢。因为每次向别人自我介绍说在芝大念经济学，对方常常会马上客气地说起诺贝尔奖。半年前回国在上海返签，我紧张等待美国签证官的第一个提问，听到的居然是“Oh, so you are from University of Chicago, do you want to win theNobel Prize? ”，让我不知如何回答却非常开心，站在那里傻笑。其实我们在芝加哥的时候反而很少说诺奖，经济系学生中间流传最多的关于诺奖的故事是Lucas和 Heckman曾经都没有在第一次就考过芝大经济系core exam，Heckman还为此转到了普林斯顿，但是他们后来都拿了诺奖。所以我们系就有个名言“要想拿诺奖，最好第一次考core exam不要考过”。但是据我观察考前好像每个人都非常卖力地准备应考，“诺奖”似乎没有任何诱惑力。

芝大经济系目前还在讲课的诺奖得主有四个人。研究经济史的Fogel常常呆在商学院而且一度曾经常去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但是我没有选过他的课因此几乎没有见过他。76岁的诺奖得主贝克尔教授与我的办公室在同一套间，因此几乎天天见面。他即使在周末都会来办公室，还打网球，周一的workshop上他最为活跃，这个暑假他要在欧洲三四个国家做包括牛津大学的希克斯讲座在内等四场讲演。每次当我坐在Becker教授办公室里凌乱的大书桌前看他在黑板上做推理的时候，每次当我在晚上八九点钟时的经济系走廊里见到Heckman教授背着个大黑挎包刚要回家时，每次与Lucas教授见面讨论论文听到他说“ I don’t Know” 时，我的心中总是涌动着一股莫名的激动，我私下将他们尊称为“学术贵族”，因为我找不到更好的词来形容他们，拿了诺贝尔奖以后还是那么地一如既往平心静气地勤奋着和谦逊着。这些学术泰斗尚且如此，我找不到理由为什么号称“热爱经济学”的青年学子们还会有那么多时间去请客吃饭卡拉OK而不是去做严谨的学术研究。

了解经济思想史的人稍加回忆就不难发现，“芝加哥学派”的内涵并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教条而是在众多先贤的不断学术创新中而动态变化着的。从这些大师的课堂上我感受最深、觉得最珍贵的是他们举手投足间的精神承传：是那种坚韧不拔的开拓学术的理论勇气，是那种捍卫芝加哥学派荣誉的忠诚与强烈的自豪感，是那种充满激情永远学术的不竭动力，是那种气定神闲笑看风云的超然自若。我想，也许不在芝加哥仍然可以学到他们的经济理论，但是绝对感受不到在手捧芝大同门前辈学长的论文进行学习阅读时的那种充满亲切感，听芝大老师们讲解这些论文时的那种自豪的神情，以及与此荣耀感相随的催人奋进的无名压力：他们也曾和你一样在这相同地方相同教室研究与学习过，那与他们相比，你现在又做得怎么样呢?

我最喜欢的研究领域是宏观，就来说说宏观理论吧。随着卢卡斯批判和动态分析工具的系统引入，现实与理论的发展将传统凯恩斯主义宏观学理的一系列重大缺陷暴露无遗。如今的宏观经济学子不再热衷于用国别数据做索罗残差或是进行Klein的大规模的宏观联立方程组运算，而是一套动态优化的一般均衡模型。后来的所谓的新凯恩斯主义吸收了新古典宏观的分析方法将一系列价格粘性理性化，对经济科学也做出了实质性的贡献，尽管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还是没有被说服为什么被新凯恩斯主义所最为关注而被新古典宏观基本放弃的那些问题是足够重要的。那些简单根据时间出现顺序武断认为新凯恩斯主义超越了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人显然需要重修一遍研究生一年级的宏观课，令人惊讶的是国内持这种观点的人不在少数。Edward Prescott最近发表在《政治经济学》期刊上的诺奖演说和Lucas教授2002年美国经济学会主席演讲《宏观经济学的要务》对此已经做出了最为权威而又足够清楚的总结。

在评论是否像卢卡斯这样的顶级的芝加哥学派的宏观经济学家适合做美国总统顾问时，斯蒂格利茨曾诚实地说道，“作为总统怎么能指望一个认为(在成熟市场经济中)政府干预政策大多数基本上不是无效就是有害的人能帮上忙呢”。的确，新古典经济学思想已经深入人心，现代的经济学子与学者对于政府干预的第一反应便是审慎的怀疑。尽管如此，“芝加哥学派”的观点也并非科斯所批评的那种“黑板经济学”，价格理论与收入理论的大师的思想观点在政策界仍然产生了广泛而又深远的影响。我们看到五六十年代一群“芝加哥小子”回到拉美推行自由化的经济改革成效卓著，美国70年代的滞胀之后掀起的一系列deregulation的新古典经济政策的市场化回归，同样的由芝加哥学派所倡导的私有化政策在欧洲各国也得到了广泛的推行。在美联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世界银行等经济组织中经常可以看见出身芝加哥经济系的学生和学者的身影，之中很多人都占有重要决策位置。事实上，与其看到一些不懂经济的人管理经济，我们这些芝大的学生更愿意看到训练有素的出色的经济学家参与经济政策的制定，并将此看成是整个经济学家群体的值得称赞的成就。

“江山代有人才出”，芝加哥学派的世界性声誉是由芝加哥前辈一代一代奋力开创的。而前辈的辉煌能否保持则主要依赖于经济系和商学院更年轻一辈的中坚的教授们。也许他们长时间被诺奖大师们的光芒所遮掩，然而我们还是有足够的理由相信目前还有好几个芝加哥大学的教授排在瑞典斯德哥尔摩的那张waiting list 上。提出“有效市场假说”的Eugene Fama，倡导行为金融的Richard Thaler，提出revelation principle并在机制设计领域做出重要贡献的Roger Myerson，提出了GMM并在资产定价方面有着重要贡献的Lars Hansen，创立了贝叶斯计量经济学的Arnold Zellner，也许还可以加上在契约理论与发展经济学领域做出重要贡献的Robert Townsend，等等。在宏观方面，也许还可以加上芝大毕业生Paul Romer， Neil Wallace 等人的名字。如果一定要拉拉关系的话，我们芝大的学生也在热切盼望着Barro与Sargent两位芝大曾经的教授能早日拿到诺贝尔奖。再年轻一点的，我们从Kevin Murphy和 Steven Levitt，以及最近加盟的 John List身上看到了芝加哥价格理论和实证传统后继有人，宏观方面经济系里的Robert Shimer, Fernando Alvarez以及马上要加盟的Sam Kortum显然正如日中天，芝大GSB里阵容强大的金融系也是宏观的一个强力互补后盾。我期盼着芝大毕业生Narayana Kocherlakota有朝一日也能返回母校执掌宏观教鞭。

之所以要重复以上这些主流业内人士的常识，是因为这次我回北大经济中心教课并且参加留美经济学会和CCER-NBER年会等学术会议期间，深深感觉到国内学界很多人都对芝大经济系有着严重的误解。误解之一便是认为芝大是个“老人系”，不过这个误解容易消除，只要对现代经济学有足够的了解并且到芝大经济系主页上稍微看一下即可。误解之二是以为芝大的教授个个都高高在上让人不可接近。别人怎样我不知道，就说说我自己的经历吧。曾担任芝大校长达7年之久并且曾担任世界计量经济学会主席的Hugo Sonnenchein教授(是复旦校友周林教授在普林斯顿时的导师)每次遇到我们这些学生，常常毫无架子地和我们先打招呼。2003年我赴美签证遇到挫折，他还特意为我写了一封支持信给美国大使馆，尽管我当时还只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还没有入学的学生，为此我至今心存感激。今年6月我在芝大参加了一场大概是我学生生涯的最后一场期末考试，是Lars Peter Hansen教授的“资产定价和宏观经济学”，非常技术化的一门课。考完试，Hugo Sonnenschein 教授路过我的办公室，特意提醒我说GSB有一场我们自己经济系助教授William Fuchs 的关于动态契约方面的论文的报告，曾作为他的job market论文入选RES European Tour，问我去不去，我这学期和Hugo聊了好几次我的动态契约的论文，他知道我一定感兴趣。我很感激他提醒我有这个讲座，跟着他一块去了。听完回来路上正好遇到了Gary Becker 教授，问我试考得如何并且充满鼓励地说相信我一定会考得很好。我有些愧疚，因为我为了准备期末考试而一直拖着他的RA的工作，但他很体谅我说完全可以考完再做。在我给Hansen教授当RA期间，他也特别的大度，与RA的时间安排发生冲突时常常允许我先做自己的研究。去年的感恩节前夕Hansen教授看到我孤单一人呆在办公室里，没有亲人，就邀请我去他家吃火鸡，在饭桌上我还见到了他的岳母，也就是在台湾大名鼎鼎的经济学泰斗蒋硕杰的遗孀，她祖籍黑龙江，普通话非常好，聊得很开心，我当时很有一种“他乡遇故知”的感觉。还有一次，我在系里报告一篇习作，Lucas和Stokey两位教授正好有事出差，但是没想到事前他们竟给我发了一封邮件，说抱歉无法参加并让我给他们俩再单独作一次报告，让我受宠若惊了很久。所有这些事情都让我激动地感觉到，尽管我们还只是无名小卒，但是系里的这些世界级的大师还是很关心重视我们这些学生的，这个世界上恐怕没有任何东西能比这些更能鼓舞青年学子的士气了，大概我就这样不知不觉地被“芝加哥化”了。

对芝大经济系的常见误解之三就是认为芝大经济系的学生之间关系肯定很紧张。也难怪，芝大考试淘汰率之高是“臭名昭著”的，我们班2003年入学24人，现已经走了9个人了。外人想当然地认为如此残酷的竞争关系肯定把学生之间搞得跟仇人一样，见了面会两眼发红。然而事实却是，身处“围城”之内的我们沿袭历史惯例，组成一个个学习小组(study group)，互相支持互相鼓励一起奋斗。当时我们班还有一个中国人，来自台湾，是会讲四川话的“外省人”，服军役时为少尉，我们关系很好，我一直戏称他为“周少尉”。我们一起做饭吃饭准备core exam。我做的菜当然天经地义地很难吃，他大义凛然地说只要吃不死就行。还在考试前热心地帮我搬家。有次课程结束时，他递给我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好好努力，我们一起过core”。我觉得我们同学之间是一起奋战的战友关系。特别是我的study group 里的人都很优秀，人也好，我们曾口出狂言要发明一个属于我们的“四人帮模型”。一般人是无法体会我们之间的那种既竞争又团结的友谊的。其实我们已无选择，因为我们都被“芝加哥化”了。

那么芝大经济系老师有没有被“芝加哥化”呢?StevenLevitt教授在其畅销书《Freakonomics》书中深情回忆了他小儿子一两岁时不幸夭折后，芝大经济系教授们，尤其是D Gale Johnson教授和Becker教授，对他巨大的精神支持。在芝大的好几次场合中发言时他显然流露出了强烈的芝加哥情结。 Becker教授的办公室里挂着的唯一一幅照片是他与他的老师Milton Friedman 和George Stigler的大合影，而上次我去Becker教授家里参加一个聚会，有张桌子上摆了很多照片，很后面的一排我看到了一张很不起眼的小照片，是他和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的合影。记得有一次我作为价格理论的TA与Murphy，Becker两位教授在办公室里讨论作业习题，中间Becker教授的眼镜不小心掉在地上摔坏了，这时已经是芝大杰出服务讲座教授的克拉克奖获得者Murphy教授连忙蹲下身子在地上认真寻找那个小螺丝，为他的恩师兼同事摆弄修理这副镜，结果还真被他当场修好了。我看着他们这一对师徒，心里特别感慨。上次芝大成立贝克尔中心，众多明星教授云集，他的得意弟子之一的哈佛教授 Ed Glaezer饱含感情地回忆了Becker教授的传道授业之恩，说芝加哥永远是他的精神家园。

这些让我想起几年前林毅夫教授为其芝大导师TW Shultz 以及D Gale Johnson的不幸去世撰写悼文，字里行间情真意切，使人怆然。经济中心的学生一定会记得那张在万众楼前林老师弯下身子推着轮椅上D Gale Johnson教授的合影，那时是首届中国经济学年会期间，林老师在开幕式发言时看着坐在轮椅上的恩师深情地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林老师显然将这种师恩毫无保留地传承给经济中心的弟子们。没有林老师的鼎力推荐我不可能享受到芝加哥经济系的奢侈教育。没有林老师长期以来的关心与爱护，我也不可能有现在这么好的锻炼自己的学习和研究机会。显然，林老师的其他很多学生也都对林老师充满感恩之心。林老师是我在经济中心的硕士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而我的导师、素以准确预测中国宏观经济运行而闻名的宋国青教授也曾是芝大经济系的学生，他在出国前就已经是一个优秀的宏观经济学家，担任国务院下属的一个宏观经济研究室的主任。宋老师为人低调，不喜张扬，但是业内学者个个对他的宏观经济学洞察力敬重有加。到目前为止，从CCER研究生项目毕业出去在美国著名大学经济系毕业后留在北美或香港地区学术界发展的几乎全部都是宋老师门下的学生。经济中心毕业生中第一个在北美顶尖杂志上发表论文的就读于杜克大学经济系的郭明师兄也是宋老师的学生，他毕业前就在JET上发了一篇文章。我的好朋友、CCER同班同学王鹏飞在康乃尔大学经济系已经有好几篇文章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他也是宋老师门下。到现在为止我一共回国了两次，每次总要回到CCER，去蓝旗营登门拜访的第一个老师就是宋老师。当年宋老师给了我他在CCER办公室的钥匙，允许我使用所有的研究设备。在我申请出国留学时他曾关切地和我说如果赴美学习生活资金方面有需要的话，他愿意动用他个人存款帮助我，虽然后来我拿到了芝大经济系比较高的四年的Fellowship，但是宋老师的恩情一直让我铭记在心。在经济中心研究劳动经济学的赵耀辉老师也出身芝大，在我们那年毕业生座谈会上她说D Gale Johnson就像父亲一样。现在我们经济中心赵老师门下的众多弟子也广泛分布在美国各个顶尖大学的经济系，他们每一个人都对赵老师的细致关怀充满感激。我想，这种芝大师生间的深厚感情是一种精神的默默承传。

前面说起Becker教授办公室里的照片，我就顺带八卦一下，Lucas教授的办公室墙上挂了一张他的学生Prescott和Kydland俩人的合影，桌上则放了一张年轻时的Stokey教授的美女照片。Stokey 教授办公室里的窗前也放了一张Lucas教授四十几岁时的照片，害得我一开始几次去Stokey教授办公室讨论助教事务时老是分心。Lucas教授的秘书则在她的办公室里挂着一张瑞典国王向Lucas教授颁奖时的照片，显然她也感到很自豪。一个行政秘书尚且如此，就不必说我们这些经常拜读他们经典论文的学生了。是的，作为芝加哥大学经济系的一名博士生我感到很自豪;作为一个中国人我还为芝大经济系毕业的华人经济学家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邹至庄的Chow Test感到自豪，为林毅夫教授应邀作剑桥大学久负胜名的马歇尔讲座以及芝加哥大学纪念D Gale Johnson首场年度讲座感到自豪，也对芝大毕业的一批优秀华人经济学家如谢丹阳、朱晓东、Li Hao(李浩?)等人感到自豪。非常有个性的**教授与芝大经济系有着很深的渊源，作为后学晚辈的我也一直对他在新制度经济学领域中的重要学术成就充满敬仰。

促使我写下这篇文章的直接动因是今天我与在波士顿大学学经济学的女友打越洋电话。在聊天时，我说到芝大毕业的一对搞宏观的夫妇没有在Minnesota拿到终身教职而离开，我惋惜不已。女友则不以为然地说芝大毕业的拿不到tenure这不是很正常吗?我马上愤怒地说可是他做得很好啊，我们芝大是最好的!女友并不相让，很诚实很客观地说“得了吧，你们芝大比起MIT就差的远了，你们宏观也就一个Lucas，MIT有Blanchard呢，还有Ivan Werning, Golosov, Angeletos呢”。她当然知道这后面三个年轻的宏观经济学家尤其是Ivan Werning,是我经常挂在嘴边的我的偶像。但我这次居然真的对女友发火了：亏你居然说什么Blanchard比Lucas差不了太多，你根本就不懂宏观经济学!这时我和女友的智商与情商都下降到了五岁孩子之间争吵比谁爸爸的官更大的水平，事实是我之前不久还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和北大经济中心的众多老师面前夸耀我女友将来会是一个不错的宏观经济学家呢(我现在仍然这么认为)。女友一针见血地说“他们老师是老师，你们学生归学生，MIT的学生就比你们 Chicago的学生好多了，你老拿芝大的老师拉虎皮扯大旗无不无聊啊?”我心里当然知道MIT这几年的placement的确是最好的，MIT的学生的确是非常优秀的，也很刻苦。MIT是除了芝加哥以外我最喜欢的经济系了。但是我结交不久的女友并没有意识到她的很多话此时此刻已经伤及了我深深的芝加哥情结。我以前也从来没有意识到我居然被“芝加哥化”到这么深的地步，也许我这位热爱经济学的女友也已经被“波士顿化”到了很深的地步。我当时心里狠狠地怪自己：为什么我只是一个芝加哥荣誉的消费者而不是投资者呢，当然也叹息为什么天天给我打越洋电话的女友就这么“野蛮”呢?

是的，我被“芝加哥化”了，也许因此而变得有些傲慢和自以为是。不过一个从人大直升到经济中心的马上要入学的06级师妹在课后发邮件对我说，我应该保持芝大人的骄傲，这是一种令人羡慕的归属感。“归属感”，真是一语中的!是的，但是也许更重要的是，我怎么做才能为享受“芝加哥化”支付力所能及的利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