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留学，有个很nice的导师是怎样一种体验？

主人公一：

Fraser Stoddart教授

2016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

主人公二：

教授的学生、中国留学生成楚旸

本文讲述的是成楚旸眼中的导师，Fraser Stoddart教授的日常工作和生活。

这位诺奖大师的魅力不仅仅在于自身的科学成就，也不仅仅是培养和造就诸多科学人才，更在于对学生潜移默化的感染力，以及自身科学精神的传承。

正如成楚旸所说，

“如果以后我有幸能成为一名导师，希望能将老头对我的好传递给更多的年轻学子”。

文 | 成楚旸

作者与其导师Fraser Stoddart教授

在美国西北大学校门前

1    I am so proud of you

2015年10月5日下午5点，我在父母家的沙发上玩着一款小游戏，突然手机响起，信息不停地涌进来，微信、邮件和知乎都响个不停。

我点开知乎私信，一位互关许久的网友莫名其妙地给我发了个恭喜信息。

然后我才看到其他信息，说我的导师Fraser Stoddart教授获得了诺贝尔奖。

当时我有些不敢相信，因为就在几天前我还在知乎上评论别人对于今年诺贝尔化学奖的预测，说我的导师希望很渺茫了。

直到我打开诺贝尔奖官网，看到最新消息里导师的照片，我才确信这是真的。

我的心情从怀疑到狂喜再到遗憾，遗憾我没办法第一时间在恩师人生中最闪亮的时刻给他一个大大的拥抱，只好趁美国的同事们还在梦乡中，群发了一封电子邮件，确保他们醒来第一时间就能知道这个令人振奋的好消息。

我这次回国，是应邀参加“走进中国科学院·海外人才行”活动。

因为美国签证过期，续签的时候遇到了例行审查，又赶上中秋和国庆假期，所以在国内滞留了一个半月。

国庆后终于取回了护照，回芝加哥的航班因引擎故障起飞两小时后又返航北京，经历了这一系列不顺利之后，最终在10月12日早上，我给了老头一个紧紧的拥抱，也终于有机会向老头说：“I am so proud of you.”

两年半以前，我在系里作报告，那是美国西北大学有机化学专业研究生3年级都要作的公开报告，也是我第一次公布我关于分子机器的最新突破。

报告和问答持续了近一个小时，听众散场后，偌大的报告厅空荡荡的，只剩下我和老头。

老头两眼放光地走过来，紧紧握住我的手说了句“I am so proud of you”，让我感动了好久。

2  你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为你自己将来的事业做准备

话说回来，当年我能拿到西北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加入老头的实验室，也算是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的“传奇”。

在高手如云的北大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大三结束时我拿到了一个略显“学渣”的成绩，没有文章发表，没有“牛人”推荐，甚至连托福和GRE也考得不尽人意。

唯一能拿得出手的就是在裴坚老师的实验室搬了1年多的砖，凭兴趣读了不少文章，有一些自己的想法。

“套磁”是我最后的稻草，希望能拿到一个还说得过去的学校的录取通知书。

在我读过的文章中，Fraser Stoddart是出现最多的几个名字之一，也是当时对我来说最高高在上的名字。

我并没有抱太大希望，但仍然小心谨慎地撰写了一封自认为充满激情的“套磁”信，没想到很快就收到回信，要了我的CV。

我以为这之后便没有然后了，西北大学研究生申请截止日期过后两周，我便在申请系统里看到了意料之中却又令人沮丧的拒信。

有什么办法呢，我的硬条件确实达不到西北大学的录取标准。

于是，出于礼貌我又给Stoddart教授发了一封信，告诉他我收到了拒信，并表达了不能追随他的失望之情。

出人意料的是，教授回复说让我再等等，说不定还有好消息。

又过了两周，我收到了西北大学的全额奖学金录取通知书。

直到现在我也没有问过老头，当年看上了我这个“学渣”哪一点，只是在后来的几年中发现他收的“学渣”并不止我一个，而且这些“学渣”的研究大多都做得不错。

于是，我便喜滋滋地认为老头一定有过人的识人慧眼。

我加入老头实验室的时候他已经69岁了，印象中这个年龄的老爷子应该躺在自家后院的摇摇椅上晒太阳，或者钓钓鱼、遛遛狗。

但即便在74岁拿到诺贝尔奖之后，老头也一如既往地是整个组里工作最努力的人。

在我自认为工作最勤奋的二年级、三年级时，经常早上7点半便来到实验室，却看到老头已经在工作了。

惭愧的是，我从不晚上在实验室工作，所以并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家，只是听同事们说经常晚上10点、11点还能看到他在。

这几年，组里人最多的时候超过40人，最少的时候也有20多人，除了有一位秘书帮助老头之外，并没有小老板这样的角色。

大小事务他都亲力亲为，尤其是需要发表的论文，每一篇他都会逐字逐句地仔细阅读、修改，很多文章要改10遍以上。

像我这样非英语母语的学生，他甚至会在我的初稿基础上重写一遍，并指出我用词和语法的错误，最终发表的论文只剩下大意和框架还和初稿一致，几乎找不出一句和原来一样的话。

某个周日作者和老头在他的办公室

修改论文过程中，老头在小憩

我上研一的时候，老头指派了一位来自瑞士的博士后带我做实验，二年级时我有了自己的独立项目。

回想起来，其实读博这5年，老头很少在技术问题上指导我，他从来不会直接告诉我应该做什么，而是鼓励我自己作决定，和大家讨论。

他常常跟我说：“Fraser Stoddart已经不再需要任何文章了，你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为你自己将来的事业做准备。”

在我的实验获得突破进展的那段时间里，他会在路过我的座位时问“又有新结果了吗”，一天问好几次，乐此不疲。

他也说过，一个顶尖的研究小组要能持续产出并不是导师有多厉害，而是聚集了一群优秀的研究生和博士后。

工作组开会的时候，老头经常自嘲：“像Fraser这么笨的观众是跟不上你们的，讲慢一点，讲清楚一点，别太跳跃。”

当然，老头手里的资源也是很重要的，例如我需要用激光相关的光谱表征，老头就会让我到楼下去找Wasielewski组的人；遇到需要做DFT计算的问题，老头就会让我联系加州理工的Goddard组。

老头也从不吝啬在学生身上花钱，我二年级的时候他便开始带着我到处参加会议，几年下来，我的CV有一页半记录的都是参加过的会议。

2014年师徒俩在上海参加

第九届大环与超分子化学国际研讨会

3  “放羊导师”的招待大餐

老头是个十分看重家庭的人，连带着也经常关心学生和博士后的家属，每年都会邀请我们去他在学校附近的大房子里开Party。

每次邀请，老头都强调说到苏格兰人家做客是不用像美国人的聚会那样带东西的，于是我们每次都一大群人（最多的一次超过70人）空手去他家饱餐一顿。

他会叫一两个帮手和他忙上一天，亲手为大家准备沙拉、烤肉、水果，甚至还有自制甜点。

有一年中国春节，老头提议说去他家庆祝，但是他不插手，而是让组里的中国人一起来为全组准备一顿中式大餐。

我们七八个人从早忙到晚，准备了足够50个人吃的炸春卷、饺子、麻婆豆腐、凉拌三丝等菜肴，累到虚脱，才明白准备食物这等“中试反应”是个极耗体力的活儿。

每年年底的聚会上，老头还会自掏腰包给大家发奖，表彰这一年的最佳组会报告者、最佳论文作者、年度好人奖，等等。

老头在自家厨房为大家准备食物

我常常觉得自己是个十分幸运的人，从小到大遇到了许多好老师，找到了自己的兴趣所在，进入北大学习化学，又到美国西北大学留学，进入全世界最顶尖的研究小组。

在北大4年自由宽松的学习环境，让我很难被动地接受别人给我安排研究内容这种工作方式，幸运的是我在西北大学遇见了老头这样的“放羊式”导师。

这种放手让学生自己干的方式也许并不是对所有人都适用，但对我却是大幸，这对我博士期间能做出一些微小的成绩十分有帮助。

这几年和老头的相处中，让我意识到导师与学生的关系对学生的发展有多么重要。

如果以后我有幸能成为一名导师，希望能将老头对我的好传递给更多的年轻学子。

此次诺贝尔化学奖颁给老头，虽然初闻吃惊，但细想也是实至名归。

老头是那些极少数开创了一个领域的科学家，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起，30年如一日地在自己创造的领域耕耘，培养了400多名研究生和博士后，看着机械键和分子机器从萌芽到发展壮大。

我非常幸运地在博士毕业这一年，见证了我获得博士学位的研究领域和我的恩师获得人类科学的最高荣誉。

更为幸运的是，老头邀请我和夫人2015年12月前往斯德哥尔摩，亲眼见证了这个历史性的时刻，这是我们值得骄傲一生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