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春藤学生应该有比优秀更高的追求

　　前段时间是美国名校发榜日，正好给申请季划上了一个句号。看到许多同学要踏上一条可能自己心里还不太有底的路，我感觉需要为所有拿到理想大学offer的新生写一些为将来做准备的东西。

　　在这篇文章里面，我想谈的并不是怎么拿到高分顺利毕业，而是怎么在大学里面应对心理上的挑战。作为“精英教育”的幸存者，我希望有更多人探讨这个教育体制广为人知但少有人讨论的另一面。

　　希望我18岁可以明白的事

　　上周，我参加了芝加哥大学的新生招待会。在刚刚录取的新生向已经毕业的校友提问的环节上，一个新生提问：“离入学还有6个月，我应该做些什么样的准备?”

　　两位台上的校友先是略微一愣，然后分别给出了一个相同的答案：“想干什么干什么。不要浪费了人生里面为数不多的随便干啥没人管你的机会。”

　　对于我们美国大学过来人而言，这是一个标准答案。毕竟之后的大学生活都那么辛苦了，为什么还要给自己找一些事干?但这位同学却提了个老问题。最近这几周，另一个被芝大录取的学生也在反复问我：芝大的课程那么难，我是不是应该这个暑假再去参加一个夏校，为将来的学习做准备?

　　这些好学的同学让我为当年的不求上进感到一丝惭愧。但同时我也庆幸自己上高中的时候，微信朋友圈还不存在，所以我父母没有看过那些流传甚远的“中国学生学习太差被名校劝退”的文章。

　　确实，这样的担心也不是毫无道理：在第一次去美国的飞机上，我心里也是有些害怕的。但毕业时回顾下来才发现，最初担心的学习障碍其实算不了什么，大多在一年之内就解决了。

　　真实的情况是：到了大学后期，语言基本过关之后，因为中国同学从小培养起来的良好学习习惯和扎实的基础，在课堂里拔尖并不难。至少在我了解的几所名校里面，中国学生的平均GPA普遍高于学校均值。担心跟不上学习进度的同学，你们多虑了。

　　只是听到这样的问题，心里还是有些感慨，不由得想到了在芝加哥读书的最后一段时间心里经受煎熬却又不得不在父母和同学面前故作镇定的日子——倒不是因为课业太难，而是因为一种由强烈的竞争压力而产生的焦虑。

　　到了大学的最后一年，我很明显地发现了类似的焦虑在我的一部分同学中蔓延开来的迹象。我发现，很少有大学新生意识到，在名校里读书最大的挑战并不是学术，而是焦虑感和不幸福感。成绩越优秀，对自己的期待越高，这种焦虑感反而越强烈。

　　让我感到一丝安慰的是，并不是只有我一个人经历过这样的煎熬。美国心理学会曾公布一份《大学校园危机》(Crisis on Campus)的报告，其中提到：接近一半的大学生感到“绝望”;近1/3的学生承认，在过去12个月中，由于心情过度低落而影响到了正常的学习和生活。

　　这样的情况在名校尤甚。在斯坦福有一个说法叫“鸭子综合症”(Stanford Duck Syndrome)，意思是每个斯坦福学生都像一只生活在加州温暖的阳光下的鸭子，表面上看起来悠闲自得，其实在水下都在拼命划水赶超他人。这些精英学生会刻意给外人展示一种平易近人的自信、一种对生活游刃有余的掌控感。然而，经历过精英教育的人都知道，在这些光鲜的外表之下，你可以读出恐惧、焦虑、抑郁和空虚的蛛丝马迹。

　　在精英大学读书的另一面是一种挥洒不去的身份焦虑感和自我怀疑。

　　为什么?

　　我想，这是因为我们接受的基础教育，不管在中国也好、美国也好，都是一个选拔性的环境。这造成了学生倾向于把自己的身份地位和一些简单粗暴的因素等同起来——成绩、分数、排名、升学结果。

　　而任何一个常青藤学校的学生在进入大学之前都是这个环境的优胜者。“优秀”是他们的标签。可是，这个标签掩盖了大部分优等生虚弱的自我认知。这些学生在入学前对自己的全部认识都来自于“我成绩很好、我的学校很好”。换句话说，除了知道自己很“优秀”之外，他们对自己是谁、该做什么一无所知。

　　当他们如愿以偿进入一所让人羡慕的学校的时候，真正的试炼才刚开始。大多优等生在名校里上的第一课就是接受自己的弱小，因为每个同学都看起来太优秀。

　　我曾经读过一个让常青藤学生估测自己的GPA在全年级的排名的研究。结果显示，几乎所有学生对自己GPA的排名的估测值都显著低于真实值。这说明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很后进。这种觉得自己不如别人的恐惧在名校优等生里十分典型。

　　名校教给优等生的第二课则是：人生的实现80%发生在课堂之外。简单的成绩优秀并不能让你的未来雇主高看你一眼。许多人到了大学才开始发现，有的同学考试成绩比自己差，但找到了更好的工作、申请到了更好的博士项目、挤掉自己的名额拿到了全额奖学金。这些优秀的高中生不明白的是，读书写作业只是一个大学生的基本任务。会读书并不等于会读大学。聪明的同学会知道什么时候应该牺牲某门课的大作业，把时间花在对自己更有意义的事情上。

　　毕竟，读书不难，难的是理解为什么读书。

　　这两课是每个名校学生的必修课。可惜的是，我见到过无数的学生——包括当时的我自己在内——因为心理上的准备不足，在大学里陷入了强烈的焦虑和迷失。我直到大学毕业才后知后觉地明白这些道理。

　　毕业之后在教育行业工作，我观察了一届又一届的学生完成升学，我也见证了这些中国最出类拔萃的优等生在美国的知名大学里面慢慢意识到对“竞争成功”(competitive success)的追求是自己不幸福感的根源。几乎所有人在进入大学之前想的都是，“我要在大学开学应该之前做什么?”等到大学快毕业的时候，他们的问题都变成了：“我大学读了这么多书，吃了这么多苦，到底为了什么?”

　　我不知道有多少同学能够在高中毕业、即将进入大学的时候意识到这个问题。这篇文章就是为了让你意识到这个问题。

　　我要实现什么?

　　我的同事Alex曾经告诉过我他求职经历中的一段故事。

　　大三那年，就读于约翰·霍普金斯的他在东京大学当交换学生。大三临近结束的时候正好赶上了他的求职季。跟大部分霍普金斯和东大的同学一样，他求职的方向放在了咨询行业上面。

　　我问起来为什么要做咨询的时候，Alex回答说，“我喜欢解决问题。”只是，他并不喜欢咨询公司的工作环境。每次跟我提起来大一暑假在麦肯锡实习经历，他都明确表示，那是他年轻的时候因为无知跳进的一个坑。但大三那年，路已经走到了那一步，简历上已经有了两个咨询公司的实习经历，这条路还是得走下去。

　　“我觉得我应该利用好自己日语说得很好的优势。”Alex决定留下来，在日本找咨询公司的工作。

　　只是，在异国求职不如想象的那么容易。几轮面试下来，始终没有好消息。Alex告诉我，那个时候他也开始重新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想做这一行。

　　在快要结束的日语课上，或许是为了鼓励这些在处在求职的煎熬之中的同学们，教授放了一部关于求职的电影。

　　Alex忘记了电影的名字，但他完整地跟我复述出了电影的内容：一个典型的日本求职者——众多平凡人中的一员——为了一份百货公司的工作奔走在各大求职会之间。为了找工作，他牺牲了可以牺牲的一切，但在这个过程中，他开始怀疑自己的努力是否值得。最终，他放弃了辛苦找来的那份曾经梦寐以求的工作。

　　我很难揣测出Alex的日语教授出于什么心态给他们放了这一部电影，只知道它给了Alex不小的冲击。

　　“我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已经开始怀疑在日本找工作这件事了。我当时的心态已经很幻灭。”Alex告诉我，一夜没睡的他当时早已到了崩溃边缘。

　　“下课之后，我都没有去下一堂课。我在一个没人的走廊里找到了一把长椅，半趴在上面哭了30分钟。”

　　最后，Alex来了德明，这是后话。在他的故事里，我可以看到很多熟悉的人的影子——我自己在内。他跟大学的我一样，明明心里对金融和咨询这样精英性质的专业服务带着怀疑，又都在大学的某个阶段踏上过这条路。最后，我们又都选择了另外的道路。

　　我在大学里反复听过一句话，“每个人都在大学的某一个阶段想过做投行或者咨询。”为什么?因为那条路已经存在了。对于很多从小开始过关斩将被选拔到名校的学生而言，这是一条既定的选拔路径。“我想实现什么”可能是每个大学生面对的最困难的问题。一些学生不知道答案，于是想“为什么不做投行看看呢?”

　　投行求职人的路径图，从大一就可以开始

　　我的本意不是批判投资银行和咨询。我的同学大部分都在这两个行业工作，真正地热爱这两个行业的也大有人在。我想要探讨的是一种因为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而选择投行和咨询的心态。我经历过这一步，所以我不认为这样的心态是健康的。我大学的好友在大三的时候突然选择读博。她告诉我，她只是想证明自己足够“优秀”。我告诉她，这样的做法只是在追求竞争上的成功。最后，我确实见证了这条道路给她带来的自我质疑、焦虑和恐惧。

　　我庆幸的是自己花了四年的时间，走过了无数条死胡同，最后终于找到了想实现的事情是做教育，尽管纠结这个问题这个过程实在是艰辛。终于，我挺过来了，感觉自己变得更坚强。我和我的同学们最后都活着走出了大学的试炼场——我们都好好的。只是在毕业典礼的苏格兰风琴声里，我举着香槟酒，意识到我可能永远没法知道我的同学们到底怎样跟自己打赢了那些无声的战争。

　　空虚和充实的内心

　　我探讨的并不是什么新问题。12年前，普林斯顿毕业生、作家沃特·科恩(Walter Kirn)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了一篇叫《迷失在精英体制中》(Lost in the Meritocracy)的回忆录。作者回忆自己的大学生活时，把它概括为一场无休止的竞赛：“我为名次、夸奖、荣誉而活着，我从来没有考虑过成绩单之外的任何事。学习是次要的，向上攀爬才是首要的。”

　　科恩直言不讳地讲，他在普林斯顿的生活充满了迷失感。讽刺的是，为了填补这种迷失感，他只能申请各种各样的“未来领袖”奖学金来证明自己，并且在毕业的时候拿到了去牛津读书的奖学金。

　　临行去英格兰之前，科恩在自家的书房里找到了一本狄更斯的《远大前程》。他第一次完整地读完这本书，才意识到自己的大学只是为了前途而伪装成一个“博学通识的人”(someone in the know)。一切结束之后，他才开始真的为了理解别人的思想而读书，开始真正接受被普林斯顿耽误的教育。

　　或许每个优等生都会有那么一刻终于意识到，我做了这么多事，只是在无脑地完成一系列的比赛，离真实的自我越来越远。科恩通过一本经典文学作品发现了这一点。或许是巧合，我自己在阅读卢梭的时候也经历了一个类似的时刻。

　　在我读的文章里，卢梭讨论的问题很简单：他认为人对自我的情感分为两种，一种是纯粹的、不带任何虚荣的自爱(amour de soi)，而另一种是把自己和他人相比而产生的“自恋”(amour-propre)。

　　卢梭认为，自爱是自然而有益的，而“自恋”是有害的，是嫉妒、愤怒、怨天尤人等的情感的根源。理想的教育应该尽量去除“自恋”的成分，让一个孩子追求天性里的自爱，但要严格控制他为了跟人比较而产生的冲动。

　　我在大四的时候读到这篇文章。当时，我和几个伙伴聚在一起，探讨什么是理想的教育。卢梭的观点是在我学着当教育者的时候，先给自己上的宝贵一课。

　　当老师让我发现，教书比学习更有自我教育的作用，至少卢梭改变了我的思想。我开始严肃地反思在我的生活里面什么是自己真正想要的，什么是“自恋”驱使我想要的。我试着让自己摆脱卢梭所说的“自恋”，这意味着不去在乎别人的眼光、意味着承认自己的不足。当真的试着后退一步，把“自恋”产生的冲动和纯粹的追求区分开来的时候，脱离“自恋”变成了一种自我解放。

　　我承认，卢梭不可能是每个人的灵丹妙药。但我认为，要试着摆脱对“竞争成功”的追求所带来的不幸福感，一个人至少得首先学会内省。在这点上，《优秀的绵羊》的作者威廉·德雷谢维奇跟我想法相似。他认为，所有的“常青藤绵羊”需要学会的是培养“丰富的内心”——这才是这些精英大学设置博雅教育课程的真意。

　　我在翻阅哥伦比亚大学的核心课程发展史《秩序的乐土》(An Oasis of Order)的时候，曾经读到过核心课程的创始人、历史学家雅克·巴赞(Jacques Barzun)的一句话：“受教育的人培养了足够丰富的内在生活，才能抵挡狂暴的命运的无情摧残。”回想起自己的大学教育，才对这句话感慨万分。看上去平淡无奇的一句大道理，居然真的在自己的身上应验了。

　　它在沃特·科恩的身上也应验了，在我带过的学生身上也应验了。没有经历过类似挣扎的人可能没法体会，但对一个亲历者而言，博雅教育带给我的启发是无价的。西北大学的文学系讲师、芝大校友约瑟夫·爱普斯坦(Joseph Epstein)写过一篇《谁杀死了博雅教育》的文章，其中有一段话我想在这里完整引用：

　　“我经常想，如果没有进芝加哥大学，我的生活会是什么样?我猜也许会更加富有。但读过了那么些书，我这辈子已经几乎不可能集中精力去经营种种发财之道。要不是在芝大度过的岁月，或许我不会对这个世界的种种体制及其统治者们深刻认识进而深入批判;我自己甚至都可能成为了体制的一部分。在芝大这些年，我变成了一个每日三省吾身的人，如果我不那么内省就好了，谁知道呢，我也许会更加开心——时时反省人生的严肃生活有时难以充满欢笑。

　　然而我绝不会放弃这三年的奇特经历，给什么都不换。”

　　我想，爱普斯坦和我、沃特·科恩、雅克·巴赞、威廉·德雷谢维奇一道，或许都经历了类似的反思，最后找到了共同的答案。而这也是我投身人文教育的原因。我认为，理想的教育是让每个人关注自己最想要的内在价值，学会思考自己真正的追求。这些问题，最好在上大学之前想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