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低龄留学“新世相”：中国小留学生的得与失

IIE发布的《2017美国门户开放报告》显示，2016-2017学年，在美国留学的近108万国际学生中，中国学生数量为350755人，占美国留学生总数的32.5%。中国是美国最大的留学生生源地。

“我不参加中考，我要出国了。”在北京某重点中学的初三实验班，教室里只有一半的学生在备考复习，剩下的座位都空着，这些学生已经选择出国留学。他们偶尔为办理出国留学手续才来学校，走过气氛紧张的初三年级走廊，心中一阵窃喜。

为了让孩子上美国等国的名牌大学，近年来，不少中国父母开始花重金送孩子出国读高中、初中甚至是小学。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编写的《中国留学发展报告（2017）》称，中国中学留学生的数量，在世界主要留学目的国中占比较高。

美国国际教育协会（IIE）发布的《Globally Mobile Youth》报告显示，2016年在美留学的中学生中，来自中国的学生达到33275人，占美国该学年国际中学生总量的41%，较2012-2013学年增长了48%，超过了学位学生和交换学生总数12%的增长速度。在美的国际中学生增速，已经超过了美国中学学生的平均增速。这些都标志着中国赴美留学生群体低龄化趋势日渐明显。

此外，中国中学留学生在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的国际中学生的数量占比分别为55%、23%和54%，也都是这些国家占比最多的。

有教育界人士认为，中国留学生数量和占比的增加，是伴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日益增强、国际化不断深入发展，对国际型人才的纵深需求日益增多的客观体现。

IIE发布的《2017美国门户开放报告》显示，2016-2017学年，在美国留学的近108万国际学生中，中国学生数量为350755人，占美国留学生总数的32.5%。中国是美国最大的留学生生源地。

 

“出国留学热首先是一个文化现象，并非对中国教育的不满，而是在有了物质条件后，对教育路径的多样化选择。”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陈志文撰文称，孩子的教育往往是家庭最重要的开支，家长总会尽可能地为孩子提供更好的教育。不仅是中国大陆，韩国、日本、新加坡以及中国香港、台湾地区在经济起飞时期，都曾出现留学热和留学低龄化的情况。

陈志文提醒，国内的一些人，一提起美国教育，就是快乐、幸福、个性、创造力，似乎轻轻松松、吃喝玩乐就有创造力，就可以上名校。这种说法是错误的，美欧各国，想取得好成绩、上名校，学习都是非常辛苦的，而且在日常的行为规范和要求上，西方的很多名学校会更为严苛。

离开父母的小留学生们初到异域得到的是片刻自由，但迟早他们会知道“自由”从来不是绝对的存在。有些孩子即使到了美国也找不到打开世界的钥匙，有些孩子却可以推开世界的门。但一批批“空降”美国的小留学生们正改变着美国乃至世界的国际留学趋势。

小留学生们的得与失

“空降”到美国的小留学生们又将面临怎样的得与失？

在机场挥别父母的那一刻开始，小留学生们的独立生活也就开始了。怎么租房子、选什么课、假期怎么过、生活费怎么用等都纳入考虑的范围。花光了所有的生活费、错过末班的电车、处理不同文化的矛盾分歧，即使出现判断上的失误，也在不断试错中得到成长。小留学生的独立生活，决定他们早早为自己的人生做出选择。

英语语言关的突破往往是家长最关心，也是中国学生进步最为直观的一点。在经历过和美国高中生一起熬夜写论文，每周阅读上百页的历史、宗教等课程资料，准备课堂英文发表的“轰炸”之后，中国学生逐渐拥有了用英语思考想问题的能力。在严格的大小论文写作之中，也为未来的大学学术研究之路奠定下基础。

美国独立教育顾问协会（IECA）成员丁婉宁有时候会说服中国家长尊重孩子的选择：“美国教育的一个显著特点认为人的成功是多元的，这一观点越来越多地被中国父母接受。”

一位在美国读高中的中国男生酷爱汽车，经常自己开着车去各个汽车经销商免费帮人家的汽车拍照片。照片拍得越来越好，他的社交媒体累积了60多万的访问量。男生的校内升学顾问最后根据他的兴趣，在汽车工程领域给他建议了一所很有专业优势的大学。

最终进入一所美国的理想大学是小留学生们的目标，而美国高中的另外一个优势就显现出来。大学招生官相对熟悉美国高中的课程设置，所以一个美国高中的中国学生得到老师的推荐，证明自己已经在美式教育中得到认可，获得成功。

除此之外，美国高中里多元化的发展机会、圆桌讨论的学习方式、独立掌握自己生活和教育选择机会，对一部分中国学生有着强烈的吸引力。

但他们失去的也是同等的资源与机会。

中国学生需要从零开始开辟自己在异国他乡的全新“朋友圈”。在美国，中国学生要参加美国学生的聚会或社交活动。在社交生活中，孤军奋战的中国学生没有父母陪伴，父母在中国积累的社会资源也很难利用。

比如，一个美国高中的小型投资俱乐部，美国学生会调动自己的父母、老师、同学等资源为他们提供筹款等帮助。而在中国人脉资源丰富的中国家长却只能袖手旁观，无法调动社会资源为孩子提供帮助。

一个中国学生踏上留学之路必将牵动着一个家庭为此付出巨大代价。中国学生刘青已经从美国高中毕业进入大学学习电影，计划在美国实习后回国。她的母亲到现在都无法评判，当初刘青选择出国留学是否正确，背后的得与失是否成正比：“家庭付出的代价太大了。庞大的家庭财产支出、事业重心的改变、往返于中美之间的亲人、完整家庭构架的维持等等。这种代价若干年后才会有更深刻的体会。”

十几岁的小留学生离开家，脱离父母的左右陪伴，微信、视频成为仅有的几种交流方式，每年见面的相处时间也是按天来计算。在美国高中也无法像中国学校一样，家长与老师在各个微信群里每天确认学生在学校的表现。特别是涉及到更深层次的交流和文化背景的沟通，往往因为家长没有长时间在国外生活过，一些教育理念的沟通就更是力不从心。

小留学生们也就在相对自由的环境中，自我判断自己该做什么，哪条是红线不可触碰，选择自己的道德坐标，这些都将成为他们面临的挑战。

 

海外留学生交流与服务中心创办人凌捷告诉《凤凰周刊》，道德品质出现过问题的学生来到美国就是一把“双刃剑”：“他踏上美国的那一天，履历就变成一张白纸，人生可以‘翻篇’。但事情也是两面性的，这样的孩子也容易在美国沾染上不好的风气。”这对学校、中介、家长都会带来不小挑战。

从小搭建国际高端人脉网

低龄化留学背景下，中国的留学生也出现了“新世相”：参加与美国精英家庭小孩做朋友的夏令营，就读穿美国军装的军校，甚至中国人开始买下整个美国学校。

“社区公民”的概念在美国社会和大学非常被重视。在青年夏令营与导师、同学共同探讨社会议题、在餐厅或冰淇淋店做服务生、为敬老院老人讲故事等等，直接接触社会，了解一个自己没有接触过人群的实际需求，增加责任感。

婉宁认为，学生在服务和帮助他人的时候，往往自己也收获心灵上的成长和成熟：“在服务的过程中，学生们突破自己固有的思维模式，验证在学校里所学的知识的应用价值，打破一些对自己‘天之骄子’身份的虚幻认知。”

2016年哈佛教育学院的一份名叫《力挽狂澜》的报告，对美国的大学录取方向有很大影响。这份报告获得来自80所美国领先大学的支持，其中对于服务意识的强调得到很多学校的支持和认可：“大学录取应该支持那些由学生的真实兴趣和爱好所驱动的，有意义、可持续发展、能发动来解决社区和社会问题的课外活动和社区服务。”

但是中国很多家庭把国外夏令营当做了一种教育消费，没有看到把孩子每一年都送去同一个夏令营的意义和价值。一些中国家长喜欢今年把孩子送去美国的夏令营，明年送去英国的夏令营。

2015年，科尔宾（左）和他的室友在密歇根州牛津镇的寄宿家庭里。

“这是美国营地所不能接受的。”婉宁说，美国营地最初对每一个中国孩子都敞开怀抱，但第二年这些中国孩子就不来了。美国夏令营的导师和学生都投入了感情，但第二年中国学生又换了一拨。美国夏令营的老师和学生也在思考，是不是还要投入感情认识每年不同的中国学生？要不要把他们当做我们自己的学生？这是目前美国夏令营对于中国学生的困惑。

这份大学入学方向性的报告也让中国家长多一层反思：相较于对某一次夏令营的追求，如何调动学生思考，怎样自己解决一个社会问题，如何了解到真正的社会需求，并可以自发地学习和收获满足社会需求的知识和能力，才是选择国外夏令营的主要标准。

“非富即贵的人在中国未必能理你。可是在美国的学校环境中，你可以建立非常特殊的革命情谊。”凌捷透露，中国学生参加的夏令营活动，其成员不乏洋基队老板、711老板的孩子，强大的人脉资源以及校友资源成为中国家长选择夏令营的标准之一。

人脉的积累，为想在国外发展的小留学生打下基础。美国顶尖夏令营，一个星期的价位是1000-2000美元。有的营地活动长达7周，就需要家长支付约10万元人民币。能够负担得起这个选项的，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都是一种家庭阶层的筛选。

科尔宾和室友在寄宿家庭外的球场打球。

美国家庭有参加夏令营的传统，往往世代送孩子去同一个夏令营：爷爷是这个夏令营长大，父亲也去，父亲也会送自己的孩子去。美国犹太人的夏令营就有这种家族传承：把孩子每年暑假送到同一个营地，10年后孩子已经成长为营地的导师。中国学生去这样的夏令营，可以接触到美国顶尖家族的孩子甚至是继承人。

婉宁就了解到在一个夏令营，参加的中国学生跟美国芝加哥某位顶尖歌剧制片人的孩子一起上营地的课程。中国学生有机会接触到这样家庭背景的小孩，并在一起学习音乐。这个机会是其他渠道不能给予的。

四五年前，营地教育理念传入中国，这些夏令营正在更多尝试与中国签署独家合作。而交友困难是中国学生要面临的一大困难。美国夏令营里的孩子都是一起长大，他们去夏令营是去见老朋友。而中国学生去那边是重新认识新朋友。

科尔宾在牛津镇高中的课堂上。

中国家长很难耐下心选择同一个地方。可选择的太多，很难辨别哪些营地可以对孩子起到作用。孩子的哪些素质要长期坚持培养？哪个时间段培养最好？中国家长同样缺乏这方面的认识，所以才不会选择把孩子送去同一个营地。

在牛津镇高中的毕业典礼上。

学生通过夏令营来选择自己喜欢的学校就读，也是一些美国中学招生的途径之一，现任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高中母校——纽约军校（New York Military Academy，NYMA）今年7-8月就预计开办300人的夏令营。穿美国军装，入读美国军校，中国小留学生的身影也逐渐出现在美国军事化管理的寄宿高中里。

中国企业家青睐美国高中军校

美国高中军校有一些训练项目也有别于传统高中。

凌捷的儿子陆凌铭曾就读于宾州新布隆姆菲尔德、距纽约大约4小时车程的卡森隆军事学校。卡森隆是规模很小的学校，全校只有80名学生，师生比例大概是7：1，学生能得到老师很多关注，这对他们在学科上取得成功会很有帮助。

这是一所有着一百多年历史的男校，国际学生约占总数的30%，其中有十多名来自中国。凌捷当初为儿子选择美国高中军校，是认为这里特别适合中国学生：“介于中国管制式教育和美国‘放羊式’教育的中间地带。”

“长官”是一个在美国军校每日都要用到的词汇。新生入学的第一年，学校里的每一个人都是你的“长官”。在校园里，看到“长官”，不管认识不认识，就要向长官报告：“新兵某某某……”。

对于在中国环境下长大的独生子女，要做到“长官叫干啥就干啥”，首先要过的就是心理上的一关。队列操，为达到一样的高度，需要长时间训练和磨合，这也是中国学生抱怨最多的。凌捷告诉《凤凰周刊》：“军事化管理的关键在于培养他们身上那股精气神”。

军校强调的另外一个关键词就是“领导力”。军校里有句话，想做好的领导，首先要做一名好的服从者。陆凌铭回想起第一天晚上熄灯查房，想去厕所不敢，怕一不小心违反规定，硬是憋了整个晚上。由于在校期间表现优异，陆凌铭一路升为小队长、副排长、正排长，最终以全校第二学生长官的身份毕业。

美国军校会体罚吗？按照美国的“空军条例”的规定是不允许体罚的。但美国教官却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收走学生们的电子产品，他们会更难受。”在物质发达的美国，“军校”的管理方式可以让学生远离原本充满诱惑的物质生活。

有的美国军校还会发PASS券。如果你得到某项考核的第一名，用你的成绩就可以换取PASS券。两张PASS券可以换来周末的回家或外出时间。“这样你的奖励就是周五晚离开学校，周一再回来的家庭周末时光”。而另外一个备受欢迎的特权是手机的使用权，成绩优秀的学生晚自习可以用手机一直到熄灯睡觉。

“美国最顶尖的学生是不会选择美国的‘军校’，他们希望在美国精英教育的环境中得到更高深造。但是剩下的学生就趋于两极分化。”凌捷介绍。

中国的企业家更愿意把孩子送到美国的高中军校就读。“中国很多成功的企业家都是从部队出来的，有军人气质，对制度也有很强的敬畏感。他们要考虑如何基业长青。企业家更希望把孩子送到这种体制里面，既不用参军，也没有服兵役，他们的孩子也可以得到像参军一样的训练。”

美国军事化管理的寄宿高中也在努力转变经营理念“开门纳客”，希望吸收更多的留学生。凌捷表示，美国现有的24所寄宿高中军校，未来估计将减少一所，美国一代中产阶级越来越难承担像“军校”这种私立高中的开支。私立寄宿高中吸收国际学生来维持学生增长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尝试投资、收购美国学校

包括美国高中军校在内的、曾出现经营问题的美国学校，甚至直接迎来中国的金主或买家。

今年5月，一家名为北京凯文德信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凯文教育)的中国公司宣称，凯文教育全资子公司“北京文华学信教育投资有限公司”2018年2月14日已经完成了不具约束力的意向性协议，凯文教育拟收购美国瑞德大学下属的威斯敏斯特合唱音乐学院、威斯敏斯特音乐学校和威斯敏斯特继续教育学院等三所学院的有关资产和接管其运营，投资金额预计为4000万美元。

那里的学生曾参与首版《幻想曲》(Fantasia)的原声轨录制，还曾与伯恩斯坦和托斯卡尼尼等知名音乐家合作，这是这三所音乐学院一直引以为傲的显赫历史。

“这就像把你的孩子转给另一位家长，认为他们可以给孩子一个更好的未来，比我们所能给的更好”，瑞德大学的校长格雷戈里·G·戴洛莫说，“是的，这是一个艰难、悲伤的决定，但差不多是种出于爱的狠心吧。”

但这些交易并不被上述学院的员工们看好，他们认为凯文教育是一家没有经验，并且以营利为目的的机构，不会真正从学生的需求出发。

中国投资者购买美国学校已经不是第一次。

位于新罕布什尔州的切斯特镇，距离波士顿北部约50英里的小型文科学校切斯特学院在2012年宣告破产。大连教育机构嘉汇教育集团随后在2015年买下了这块地。《波士顿环球报》就表示，作为美国境内第一所由中国公司开办的学校，它已经代表着未来教育产业的一个前沿，迎合中国人对于接受美国高中教育的“疯狂需求”。

问及每一个要来美国留学的学生“你到底为什么要来美国？”一般听到的标准答案是：“妈妈要我去”“我同学都去了”“我不想在中国参加高考和中考了”，但到底为什么要去，也许在他们踏上美国国土的那一刻都没有想得很清楚。

中国学生不理解来出国留学的意义，很大程度因为他们的父母并不理解把孩子送到国外读书的真正意义。

 

“一个中国家庭的世界和一个国际学校的世界，各自都有自己的生态和哲学。”婉宁见过太多的案例，都是美国老师有一个观点是中国家长不能理解的，中国家长有一个观点又是美国老师不能体会的。老师和家长能取得合力促进事情的可能性比较低。

中国家长以中国人的方式养娃，却又一下子让孩子接受西方人评价；期望孩子“爬藤”，却没有破解成为进入“常春藤”名校人才的成长“方程式”；愿意花重金来博一个结果，却不肯花时间和精力去学习体会这一过程。

选择让小留学生们接受西方教育，不是简单地给他们换一个国家，换一所学校。适应新的老师、课程和学校的评价体系，更要适应西方社会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慢慢向孩子渗透。就如婉宁提及的一种在美国生存必备的能力self-advocacy，为自己争取权利和利益的意识和能力，这是被很多中国孩子忽视，但在国际教育和西方社会处处需要的素养。小到向老师说明一次晚交作业的原因，大到为自己争取机会。小留学生们如果要获得这项素养，就需要跨越东西文化的差异，需要主动且直接地提出自己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