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动身份的琴键 ——探析中美人士的沟通差异

出国留学这件事情，并不仅仅是与书本打交道，也并不仅仅是写篇好的论文那么简单。留学生所面临的挑战往往不是知识上的，而是文化上的。生活诸事，小到日常言语的细微交流，都往往会在不经意间触动到身份的琴键，带来文化的颤动。下面笔者就讲讲自己所体会的两国人士在沟通方面的差异。

 

含蓄vs直白

 

先从一本书谈起吧。去年在美国学习时，我读到一本颇为有趣的书，是一位中国人和一位美国人合写的，名字叫做《与中国人有效沟通》(Communicating Effectively with the Chinese)，书中列举了很多我们中国人习以为常但在西方人看来不可思议的思维习惯。

 

书中有一个例子我记得很清楚。一个中国男孩喜欢上了一位女生，他通常会怎么做呢？恐怕是不可能直接上来就发起攻势的。中国文化是典型的高语境(high-context)，说白了就是说话喜欢绕弯子。这位中国男孩先是约女孩出来吃饭，在饭桌上详细罗列了自己的家庭背景、个人爱好、事业规划等等。双方严肃、紧张地聊遍了身边所有的大小琐事，到最后快要埋单走人的时候，男孩才若无其事、不冷不淡地问上一句：“你男朋友做什么的？”这时若是女生睁大眼睛、一脸无辜地说上一句：“啊？谁告诉你我有男朋友？”男孩估计会心满意足，以为今天的约会取得了阶段性胜利。

 

这种沟通方式在中国人看来并不算出奇，但是美国人却有些难以理解。西方人的思维方式是线性逻辑，步步推导，紧锣密鼓；中国人却往往是在一个“点”周围不断画圈，画了几十圈也不一定会直接命中目标，于是中国人与中国人之间的有效沟通全靠着中国文化所赋予每个人的“猜”的能力。

 

在美国学习的过程中，这种文化差异所带来的冲击也有非常明确的体现。还是说“猜”吧。中国人的“猜”要放在沟通双方具体的情境与地位上来体现。比如学生与教授之间，因为知识水平和身份的差异，往往猜测的方式只能通过“尊卑”的逻辑来进行。中国学生刚到美国，很长一段时间都不知道究竟该如何称呼教授。称作Teacher Gary？这似乎有点中式英语的味道。称作Pro. Gary？但人家要是副教授呢，总不能称呼Associate Professor Gary吧，跟中国人在酒桌上不会称呼别人王副局长一个道理。称作Dr. Gary？这倒是不错的选择，但中国学生又会犹豫一阵子：在中国我们肯定不会称呼自己年迈的导师为某博士。最后踟蹰出了一身冷汗。下课铃声响起，美国学生纷纷站起走出教室，我们这才发现他们临别时只简单来了一句：“Bye, Gary.”

 

人情vs规则

 

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另一个颇为格格不入的地方表现在所谓的“情”上。中国人做事情掂量分寸，干什么事都讲感情。但是英语中如何翻译感情呢？Emotion？Passion？都不妥，有研究中国文化的美国人直接将“感情”翻译成了“feeling”，我想这也是无奈的下策。中国人经常说一句话：人们之间的关系是要靠慢慢“培养感情”的，也就是所谓的cultivate the feeling。怎么培养呢？说到底，就是我帮你一点，你回过来帮我一点，在如此的来往中，感情慢慢就变深了，关系也就慢慢紧密了。

 

而美国人则更讲求规则。举个最普通的例子来说，要与美国教授见面会有很明确的规则，最好是通过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在教授的office time去办公室与教授面对面探讨问题。他们会每周安排1~2次的office time，学生有问题可以在这段时间随时找他探讨。如果学生想在别的时间与教授见面，则只能通过预约的方式，否则很有可能要吃闭门羹。当然，如果你和自己的美国教授混熟了，冒昧前往打扰，大致也不会吃闭门羹，但破坏了界限分明的规则，这总归是一件令西方人不怎么舒服的事情。

 

直觉vs数据

 

中国文化中有这样一个颇具褒义的短语：润物细无声。放到文化的大背景中，这句话说的就是中国人的“含蓄”。我们中国人习惯“feel”一个东西，感受其中的奥妙；西方人则更习惯“test”一个东西，发现其间的关联。在文科，尤其是社会科学的研究上，中国人得出结论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体味”。美国人在这方面恰恰走了相反的道路，他们讲求“方法”和“论证”。比如，你说吸烟导致肺癌，那么请拿出数据来。于是在之前的一两年，“大数据”的概念风靡全球的时候，有一本书的宣传语竟然如此直白地写道：“除了上帝之外，其他人都只能靠数据说话。”

 

在博士论文的写作中，我们便可以看到两种文化奇特的差异。我曾经听过一个有趣的故事，说的是一位中国本土学者当年参加自己的博士论文答辩，答辩主席是一位美国留洋归来的博士，他对这篇博士论文只提了一个问题：“你的研究方法是什么？”中国学者则直接回答道：“你不用管方法，你就告诉我，我哪句话说得不对。”

 

讲这个段子并不是要分出中美学者研究水准上的伯仲。事实上，美国的经验研究近些年遭到了很多批评，其中一个主要观点便是说它落入了“统计数据的拜物教”中，缺乏研究的想象力。而中国学者似乎站在了这个问题的另一端：飞扬的想象力中似乎缺乏了一些能够“接地气”的数据。对于有一定学术经历之后出国留学的中国学生来说，他们对于这一差异的理解也许会更深。

 

闲言几段貌似是在东拉西扯，讲了中国人的含蓄、人情，讲了美国人的直白、规则。我想这或许是多余的提醒，因为这个问题不能一概论之，文化对人的规训也并非像压制月饼一样，精确到毫米。就算受相同的文化熏陶，不同个体所表现出来的思维习惯和行为举止也各不相同。因此，既大体感受异国的整体文化氛围和思维习惯，又细细体味大环境下的不同个体表现出的行为差异，也许就是我们走出自己多年生活的土地，去世界的另一个地方学习的原因和奇妙之处吧。

 

近些年很多在外学成归来的博士回到自己的国土之后，总会出现多多少少的“水土不服”，或是学术体制上的，或是研究取向上的。我们姑且将它看做是另一种文化差异所带来的冲击。近年来很多中外学者都在试图探索“中国问题、国际视野”的本土化策略，我倒是觉得，这种思考应结结实实地落在每一个出国学习的人身上。

 

所以我一直坚信，留学最大的价值并非走进一个不同的世界，作出此善彼恶、此是彼非的取舍，而是为自己的身份涂上不同的色彩，如同奏响不同的琴键。我想，各式各样的音符最后若能融成悦人的和弦，那一定是件美妙的事情。